《周易》哲学思辨的一点启示哲学，最早被视为是智慧的象征。

相传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过，他不是一个智者，而只是一个爱智者。“哲学”一词由热爱智慧演变而来。最初哲学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周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一直被尊为是“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一般认为，《周易》开始讨论的已经是哲学问题了。哲学所探讨的问题首先应是主观对于客观的能动反映问题。毋庸置疑，客观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的总体又称宇宙。古代人们把无限空间称为“宇”，把无限时间称为“宙”， 用时间、空间来表达无限物质世界——宇宙的内涵。不难看出，时间与空间在形式上具有连续性、离散性，是连续性与离散性的统一。比如“区时”中午十二点太阳当头照，不同地方太阳当头照的时间不同，相同时间太阳当头照在不同地方。物质世界在时空结构上具有连续性、离散性，是连续性与离散性的统一。世界的连续性、离散性在数学上应用广泛，比如数、数列；特别与现代数学关系密切，比如函数、微积分。物理学上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分别运用数学语言并经实验证实了物质的连续性、离散性以及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时空结构，比如“波粒二象性”。现代科技手段观测证明，物质世界——宇宙是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之中。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球。地球上的许多自然现象与其所处宇宙环境和其自身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时间具有一维特性（可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变化过程，哲学上或称为历史、当前、未来三个发展阶段，属于运动变化的范畴），空间具有三维特性（简单分为长度、宽度、高度三种位置关系，哲学上或称为远近、宽窄、高低三种地位关系，属于环境系统的范畴），所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无疑必然地生活在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特定的四维时空之中。《周易》虽然文笔简古、像符奇异，但其理路清晰、逻辑严谨，其或是古人运用时空观点认识世界、研究社会的理论“模型”。“周易模型”或相当于爱因斯坦《相对论》里面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完备的四维时空基础上的多维时空。“周易模型”里面，有天，有地，有水，有山……当然也有人。“模型”里的人用阳爻、阴爻来表示，它所反映的是人对于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问题——主动与被动两种形式。考虑到世界上任何事物随着时间都要经历发生、发展、转化这样三种最基本形式的变革过程，因此由阳爻、阴爻的三位（发生、发展、转化）排列而组成了八卦。还有，考虑到世界上任何事物发生、发展、转化的变革过程都是源于一定物质现象普遍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八卦两两重叠而构成了六十四卦。鉴于思维的特殊情况，世界根本地可以区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人却具有双重性——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自然的人对于世界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社会的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指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这种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周易模型”中的表现形式是爻与卦的组合。普遍认为，世界是一个系统，社会是一个系统，一个人是一个系统，而一定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所处的一定环境仍然是一个系统。“周易模型”也一样，一卦或一爻就是一个环境系统。“周易模型”中的每一卦所表示的环境系统，相当于一个意义相对独立的连续的完备的四维时空；其中每一爻所表示的环境系统，相当于一个有阴阳方向、有阴阳大小的矢量时空点。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及其每一爻分别都具有连续性、离散性，是连续性与离散性的统一。通常读《周易》，重在关注象、数、义、理。这种观象、计数、明义、通理的传统方法揭示了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科学的哲学时空观。比如，《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是传说中能力超群的神灵，能飞能潜。不论登天，还是潜渊，其行为都能主动；不论在天，还是在渊，其环境都相适宜。只不过，何时登天，何时潜渊，却存在一个时机问题。这是观象。时机问题永远是筹谋策划、行为处事的关键问题。因为人类别无选择处于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特定的时空结构之中，也就别无选择凡事应该考虑时空关系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讲，一定的人所处一定的社会地位（位置）总是客观地存在着有高有低、有主有次的不同，而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身也客观地存在着阶段的不同。与此相一致，“周易模型”中的每一卦，不同的卦位表示的是卦爻所处的不同位置或卦变过程的不同阶段。这种卦爻与卦位的关系，伸展到社会的范畴则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表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动或被动行为的表现尽在凸显主动或被动氛围的特定环境之中。这里“初”指初始阶段（时间）、初始位置（空间），“九”指主动行为（阳爻），“初九”指初始阶段、初始位置（环境系统）时所展现的主动行为。这是计数。“潜龙，勿用。”意思是潜隐之龙，是当潜隐之时，当然最好不要去用（发挥什么作用）。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要准确把握一个“潜”字，还须注意临界面问题，在临界面以下总为潜，以上则为见。由于面相比较大不好具体把握，因而重点应该放到首先把握点，临界点（四维时空点）。这是明义。根据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在一定时期内任何事物的发生并非纯属无中生有，而是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站在哲学的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时空点上，不论思维，还是行为；不论是反思历史，还是筹测未来，全部的活动都只能从当前开始。从当前开始准确把握临界点是控制事物发生、转换的首要任务。这是通理。《周易》乾卦：乾，代表天。《说卦传》：“乾，健也。” “天之体，以健为用”。“体，形也。穹隆者，天之形。刚健者，天之用。”“不与天同其形，而与天同其用。故‘法天之用’，法其健也。‘不法天之体’，穹隆之形不可法也。法其用，故‘名乾’。不法其体，故‘不名天’。” 《周易》中称“乾”而不称“天”，“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周易集解?乾》唐?李鼎祚）。法，是指效法。效法属于一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里或可认为，《周易》是建立在连续性与离散性统一的科学的哲学时空观基础上的关于人的一定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效法）体系——周易方***。有人说认识论是哲学的基础，那么方***就是哲学的上层建筑。如果说思维问题是认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那么行为问题就是方***研究的终极课题。认识论决定方***，方***支持认识论。思维决定行为，行为支持思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作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包括“想”、“做”以及在想与做中所具有的精神状态。这里“想”是关于思维问题，“做”是关于行为问题。综观人类全部的活动，概括起来其实有两项内容：思维，行为。站在哲学的微观的时空点上，所谓思维是指对历史经验事件的反向思考以实现认识现象与规律的统一，对当前现实事件的推理判断以实现确认正确与错误的统一，对未来理想事件的筹谋猜测以实现选择利益与弊端的统一；所谓行为是指对历史经验事件的重复制作以实现知识生成与保存的统一，对当前现实事件的操作控制以实现现状维持与改变的统一，对未来理想事件的预先练习以实现目标设计与实施的统一。思维的过程一般是主动或被动地反思（反向思考）、推断（推理判断）、筹测（筹谋猜测）的过程；行为的过程一般是主动或被动地复制（重复制作）、操控（操作控制）、预习（预先练习）的过程。思维及其反思、推断、筹测的过程与行为及其复制、操控、预习的过程具有连续性、离散性，是连续性与离散性的统一。关于思维。研究表明，精神状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意识活动是神经系统的职能，神经系统由具有特定生理机能的细胞组成，细胞是已知生命体构成的基本单位。细胞的化学成分不外乎存在于自然界中常见的几种化学元素。这样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人与人的生活环境构成的共同体是思维的自然的物质性基础。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大约2500年前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让万物之灵的人类多少有点“受宠若惊”。其实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人所认识的万物必定是人认识的结果，只是结果有对错罢了。同样地既然是“尺度”，尺度也就必然会有准与不准的问题客观存在。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能动统一——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辩证的关系是思维的自然的逻辑性基础。《周易》习坎卦：“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孚，使人信服，诚信；心，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把大脑的事情说成是心理活动。意思是，在习坎卦情况下，使人信服、有诚信（真实，客观）是维系心理活动的准绳，是思维的准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其过程的畅通。思维决定下的行为应该有所崇尚，追求高尚。习坎卦：习，有习学、习性等意思；坎，代表水，水有渗入、向低洼处陷入等特性。习坎卦描述的自然现象是水上水下。水上水下，均习水性。习坎卦的方法要点是人心习水性。习坎卦揭示的道理：人的心思与水的特性在发展趋势上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习坎卦所讲的人心习水性，揭示的是人性自我认识的一种途径。人的心思属于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人的主观意识（思维）活动因其主观的原因而往往表现得有些喜欢钻牛角尖；问题是思想不通、行动有限。甚至，表现得有些喜欢想入非非；问题是人的行动总受制于人的主观意识活动（思维判断），思路约定行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心思不超现实。所以，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人的心思，发展到最后只能是思想革命。看得出来，人类思维的根本任务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认识自我。关于行为。哲学研究史上，思维智慧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行为智慧也是人们不懈的追求。美国有部电影《蝴蝶效应》讲述了一个科幻故事：患有间歇性失忆症的埃文经常做出一些奇异的举动，自己又不记得。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医生提出了一种帮助记忆治疗的方法，就是让他写日记。有一次，埃文在看自己日记的时候，惊人地回到了过去。于是，他一次次地经历他的日记之旅，又一次次地改变着过去。他的三个朋友汤米、兰尼和他心爱的凯丽也因为他的缘故而一次次地改变了人生轨迹。每一次重新开始，埃文都精心设计，都想通过改变过去而让眼前的状况更好一些。但总是因为有另外一件小事的突然出现而让事态变得完全出乎意料，总向着疯狂的方向去发展。影片结尾，埃文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与凯丽擦肩而过，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却在不同的时间回头，从此终生错过。知情的埃文没有追上凯丽，而是放走了这个他爱了几生几世——真正几生几世的女孩。蝴蝶效应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 1963年首次提出的，其大意为：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俯拾即是。众所周知，造成约3600***伤亡（其中亡约1600万），有约6500***参战，38个国家、约15亿人口被卷入，历时四年，对人类精神和物质毁灭性极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竟然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日，当时年仅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加费格里?普林西波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萨拉热窝事件。据说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携妻去那里作特别访问，目的竟然是想让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当然，事情的发展经过远没有那么简单。毫无疑问，斐迪南大公遇刺仅仅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而战争的准备早已在进行中。蝴蝶效应是非线性系统混沌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一种依赖现象。蝴蝶效应所揭示的哲理发人深省，比如，“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前所述，人的行为，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主动，被动。《系辞下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乾，代表天，“乾，健也。” 健，为刚健，为主动。世界上最具主动特质的莫如天。坤，代表地，“坤，顺也（《说卦传》）。” 顺，为柔顺，为被动。世界上最具被动特质的莫如地。《周易》乾卦对主动行为在预备发生（潜隐）、预备升级（过渡与待机）、预备转化（亢极）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发展变化情况一一都提出了相应的方法（效法）准则，并指出了可能达到的理想效果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坤卦对被动行为在不同阶段、不同位置上的行为要点分别提出了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的方法（效法）判断。而且，“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系辞下传》）。乾卦、坤卦，（才仅仅）是主观能动的人想要进入《周易》（方***）这座殿堂的门户啊。我们相信，埃文的人生不会重来，斐迪南大公的悲剧可能重演，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重现。关注蝴蝶效应其实就是关注无序中的有序，因为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着太多的难以预测。关注行为智慧，其实就是关注混沌中的哲理，因为客观的世界必然存在着客观的辩证法则。或可断言，行为智慧与蝴蝶效应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按照传统说法，《周易》是中国文化宝库里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华夏文明史上民族智慧园里一朵异常鲜艳夺目的奇葩，也是人类屈指可数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周易方***”或是对《周易》基础理论的初步探索。面对浩瀚、不息的客观世界，试用易简、易能的易理、易法去推摩易见、易知的自然现象，或能见微知著，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何况一人身心自有一天地，心思多远，天地多宽；思有不同，行则迥异。阴阳变幻，不可穷尽；刚柔相济，时势可知。周易方***或是建国封侯，行军帅师，居家处世，有所作为……或是趋利避害，逢凶化吉的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毛泽东事迹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Ы惭У某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У取１纠匆咽切悴牛?让?蠖?笫?咚甑暮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①。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①。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①。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③。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９２二、师范生

①

②

③毛泽东致黎锦熙信，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５页。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45

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①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①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②。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１３二、师范生

①

②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７页。

毛泽东１９１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１８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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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①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①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①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８３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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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ｍｏｌｋｔ）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①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①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②。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①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①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重在分析——议论文写作指导

在中学作文教学中，学生初学议论文作文，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论点和论据都有了，可是摆出论据后便无话可写，只好草草收兵。结果是论点和论据游离，或以论据代替论证。这问题的产生，与论证中不会分析说理密切相关。

一般地说，议论文是由论点、论据和论证构成的。论证，是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有的时候道理较为简单，提出论点，稍加说明就够了。但更多的时候，摆出论据还不够，要进一步分析论据和论点间的内在联系，这个分析二者联系的过程就是论证。

请看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一段文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入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治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治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段话作者把自己的观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阐述清楚了。这里有论点，有事实论据，有分析说理，观点和材料统一，是一段典型的议论。

议论文重在分析，析出论点的深层内涵，析得论据的丰富意义，并辨析论据和论点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说："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抓住分析，突出说理，才能说明论据是正确的。在分析说理的过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错误或虚假的材料推不出正确的论点，缺乏针对性的材料不能证明论点的成立。而个别的真实 的材料由于不能上升为一般规律，就树立不起正确的论点。

有人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文学有基因遗传。其证明的材料是，中国古代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当代文学家茹志娟、王安亿母女，法国文学家大仲马、小仲马。但这三个材料在生活中属于个别现象，不能上升为一般规律。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儿子海婴并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材料不具有普遍意义，与观点缺乏内在联系，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可以断定"文学有基因遗传"的论题不能成立。没有分析的论证，不是严密的论证，而这样的论证尽管有鲜明正确的观点，有繁多典型材料，但仍然缺乏说服力。议论文，论点和论据不能游离，或以论据代替论证，需要科学的分析，清晰的说理。

也

许有人会说，论点和论据游离不好，不能以论据代替论证，那么如何理解"事实胜于雄辩"这种说法呢?我们并不否认摆材料的重要性，典型的材料有助于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分析说理和援引材料二者比较起来，应该说分析说理为主，援引材料为辅，分析说理是梁柱，援引材料是墙瓦。如果分析不透彻，说理不充分，材料即使再多，也只不过是一堆没有骨架的肉，一摊没有枝干的叶。宋代秦观《淮海集•通事说》的"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应该认识到，议论文质量的高低，除了论点的正确与否、论据典型与否外，首要的要看分析是否全面、深刻、辩证。同样一个论点，所用的事例相同或相近，但由于分析深入程度不同，其质量就大不一样。请看下面两则议论：

生活需要勇敢者，但光凭勇敢是不够的，有勇还得有谋，就是说一定要学会用智。我国古代田忌赛马、西门豹治邺、孙膑战胜庞涓等，不都是由于用智才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吗?生活需要勇敢者，更需要智勇双全者。

勇敢是值得赞美的品格，但光凭勇敢是不够的，有勇还得有谋，就是说一定要学会用智。我国古代田忌赛马、西门豹治邺、孙膑战胜庞涓等，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用智，可以弱胜强，事半功倍；可出奇制胜，巧获成功；可少走弯路，顺利地实现目标。时代需要的是智勇双全的英豪。

这里两则议论的论点、论据几乎相同，但分析的深浅程度不同。第二则议论说明了用智的深刻意义，揭示了论据、论点间的逻辑关系：用智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有勇还要有谋，因而更具说服力。

议论文作文。要克服论点和论据游离，或是以论据代替论证的毛病，必须掌握分析方法，培养分析能力。

首先，多角度分析论点和论据。一个论点确定之后，要考虑这个论点有哪些深层的内涵，如"竞争"这一论题当包含下面几个内容：

①竞争是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

②竞争才能增强人的危机感；

③竞争必须具备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④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⑤竞争要遵守法律规则和社会道德。如果选择其中的两三个内容为分论点，那么一篇议论文的框架就可以搭起来了。

论点或分论点确定之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