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我的中小学时代的经历丰富多彩，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经多见广，经历了风雨见到了彩虹；按当时的说法是，经过了革命的洗礼，经历了风雨见过了世面，多方面地经历了革命风雨的锤炼。 就说小学一年级吧，我还算运气，从我入学的那一届开始，竟然开始全班升学了。据说，在前面的两三年，一年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当然就是二年级。只有部分根正苗红的贫农下中农子女（我们那儿很少有雇农）才有机会正常升学。所以我一年级的同学比我大四五岁的很正常。在我快毕业的那两年，先是不学ABC照当接班人，接着是白卷为英雄，后来又在黄某率领下反起了潮流。五年小学之后，好不容易升入了初中，虽然反潮流之风在坚韧不拔的东北风从西向东一个劲的刮过之后，积蓄力量，准备再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间隙，稍有平息，然而，三大典范人物毛朱周虽然我们一直认为确实应该万寿无疆，并且在反动的国民政府军的杀 X 拔 X 活捉林彪举国运动中幸免于难，但在悲惨的1976年先后看破红尘，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万分的悲痛，也给我们对生活的向往蒙上了厚厚的阴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我当时的理解，和众多的劳苦大众一样，认为共产党，就是英明领袖毛主席。好在按既定方案办的华国锋及时粉碎了萧墙之祸，然而，在动荡不羁的历史关键时期，谁还会把我们这些中学生放在心上？ 历史总是要进步的，并不是因为郭某人的一篇《科学的春天》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我认为应该是机遇面前产生了《科学的春天》，所以，我们的高中还可以吧。该好好学习了。但是，河北唐山的土地老爷不知被谁得罪了，怒发冲冠，当时有句口号：土地老爷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在我们进入初中不久就开始防地震的几年后，终于爆发，后来刘欢还专门为此唱过一首歌：说走咱就走，路见不平一声吼，云云据说可能是唐山土地爷的庙歌。我们的影响是，高一的时候上午将黑板挂在远离教室的树上，下午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 高二（毕业班）是我们九年的学习生涯中唯一的认真学习的一年。 高二的班主任个子很高，毕业后我斗胆问了一声：听说老师一件上衣要用一丈二的布，真的？回答说：没算过。应该吧。 班主任周文芳老师浑身到处是缺点，不比几千年前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定的禁止有偿家教禁令的孔家二小子少，如果用新课程下的教育理念来衡量的话。比如满堂灌；比如填鸭式；比如不亲近学生；比如家长式；比如比如。但是，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从1977年我们上高一的时候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周老师的弟子胡利民当年一举高中，因此，1978年带我们这一届的时候，老师压力很大，所以整天板着个脸，没有一丝笑容，上课声音铿锵有力，不容你敢打盹睡觉。学生很怕他。生怕漏掉了一点知识点，更怕讲过的、被漏掉的又被老师问及，所以大家都在拼命地记笔记，认真地在听讲...... 学生怕他还有另外的几个原因。首先，在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的周老师也身先士卒，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亲身投入其中。只不过在练习射击的过程中，由于制造子弹的队伍中可能混进了美帝苏修或者地富反坏右分子，造成了子弹提前爆炸，将革命者用于捍卫红色江山的、据毛主席说能在里面出政权的、我们的党要想得天下就离不开的：枪支，遭到了彻底的毁坏，附带着还有周老师的右手的前三个手指不同程度地受到损伤。在当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路人皆知，不对，用这个成语有可能被那些革命分子说我有反动思潮，应该说家喻户晓。而周老师竟然也打过枪、参加过轰轰烈烈的运动，想一想，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中，身高两米（以下）的年轻英俊的周老师，身扛长枪，威风凛凛地迈步在广阔的大道上，何等的何等！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周老师用过的粉笔头都有深深的掐痕，后来知道此事后，我等不上进的学生整天在看周老师一节课能用多少粉笔、写多少字。想一想，九年的学习，集中在高二一年，该有多少东西要学、要复习。所以，四十五分钟的课，周老师总是要写两到三黑板的演算过程，我一生中数学学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时期：有一次测试，感觉还不错，偷偷摸摸地进了办公室。周老师问：“杨苏龙，你来干什么！”我说，“没事。” “没事就不要来办公室！”当我转身走的时候，听到：“这次你考得不错，没有一题错的。” 我现在也无法描述当时是什么心境。后来当我做了教师的时候，一次次与学生进行心理较量后，忽然想到了周老师的高明之处。 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周老师有早起锻炼的习惯，当时的双店中学远离村庄，几排平房一面红旗迎风招展，80年代开始有关于西游记的小说和电影，每当看到、读到三只眼的坏人几乎将革命造反领袖孙大圣打败、反潮流的鼻祖被逼身变为庙宇、将无处可存的尾巴树立当庙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母校。早起到校的学生经常发现周老师从田野中归来，时不时地作一些零散的武术动作，当时无法描述，后来经历得多了，什么稳、准、狠、快等，用来描述老师的拳脚都不为过。试想：那么大的个，那么快的拳脚，不由你不怕。错了，对于周老师来说，用这个词我问心有愧，应该是不由你不心生敬畏。要知道，那时候玩弄拳脚，要么是许世友那样的好人，要么是黑帮、恶势力。周老师肯定是前者。 一次两个小个子同学课间皮闹，一个看到周老师进来了说：周老师来了，另一个竟敢逆历史潮流大声说，周老师来了我也不怕。全班其他同学想笑却不敢笑，愣愣的在那儿静等事态的发展，就像现在看到老人摔倒路边的众多行人的表情一样。周老师走到他们身边，一手一个提了起来，走了六七步，将他们放在教室的墙角，说，我没叫你怕我呀。从此，天下无贼。 毕业后，我的几个好伴，一起去老师家看望。谁知周老师正在整理家当，准备调往稍好的房山中学。虽然我们已经毕业，可心里怎么也不能接受，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远的路，以后还有机会见到老师吗？六七个学生，老师和师母，还有一个老师的同学（后来与我同事）弄了五六个菜，喝了将近两瓶当地产的桃林大曲，那是当时我们见到的最好的酒，洋河、高沟、双沟等还在创业阶段，那也是我第一次亲身喝酒，在酒桌上喝酒，而不是在旁边看别人表演。总共我喝了有一两左右吧，醉了，废话，当然是第一次，尽管以后经常反复，循序渐进，每一个循环都进入更高的境界。在回家的路上躲在公路边，一直睡到天快黑。 毕业后因为英语较好被留在母校教第一届初三，一干就是四年多。1983年底，终于对当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的政策有所了解，明白了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是有着巨大的风险的，按现在的说法，我当时有了法律意识，这应该是进步，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以后的很多个转折点一直在不弃不舍的等着我。于是给远在五十里之外的周老师写了一封信，问我能否到他的手下复习高考？回答是，好好干自己的工作。要是真想来玩玩，随时欢迎。我知道，当时我们高中的课程，只相当于1984年初三的水平，高中三年的书摞在一起有半人多高。老师有着担心。不过，厚着脸皮的我，用比较文明的语言应该说，心理素质过硬的我还是去了。 1983年的10月14，也就是我后来将身份证改为我的生日的那个日子，我骑着单车，带着行李，来到了房山中学，开始了我的又一次求学生涯。不巧的是，除高三外，其他年级放秋收忙假，学校除了高三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别无他人。一年之计在于秋嘛。没有秋天的收获吃什么，没有秋天的收获喝什么，没有秋天的收获，你还臭美什么！我只好住在周老师家，因师母回家忙秋收，周老师一天三顿饭做给我吃，无非就是早上面条，中午晚上稀粥加烤排（北方主食，硬而耐饿），不巧的是我当时淋巴结发炎，每次吃饭时周老师就说，奥，又忘了，你不能吃干的。我只好说，没事没事。后来每次谈及，老师傻笑，师母埋怨。我也笑。心里？甜甜的。 当基础打好之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告别了周老师，到了后来我工作的全县最好的学校：东海县中学插班复习。两个月后，也就是当时的预选考试后，突然周老师来到了我就读的班级，将我叫了出来，问了一些学习的情况，我如实的回答：全班四十五人，我，四十二名，数学政治两门加起来99分。周老师低头想了半天，说：你认为数学高考能考多少？回答是：80分。很好。 当时有一退休留用的教历史的左姓老师是周老师的朋友，在旁边听了后，说：好好努力，明年再来。我转头就回教室了。 人们说：冲动是魔鬼。当天晚上，我在想，我怎能这样？竟将老师晾在了一边？周老师该如何想砑？下次我还有脸面见师母吗？忘恩负义的东西！ 高考结束的那一天，由于我报的是外语专业，还要回校练口语，所以考完了就准备买票坐车回家，空身一人。出了考场，周老师站在那儿，问我哪去，为什么没带行李，后骑着自行车将我送到了一公里半以外的唯一的一个汽车站。路上问我考得怎样？多少分？我先说的是420，再问，回答440，再问，不会超过460----分数下来是453。老师说，如果能考这么多分，今年肯定能考走。当时说的那句什么，我坐在自行车后，没听清，应该是：奇迹。骄傲之类吧。 我工作之后，周老师逐渐事业有所发展。好人总是有好报的。1987年见到老师的时候，问过我：想不想在行政上有所发展？我的回答是：不想。老师说道：嗯，可惜了。那就好好搞搞学问。年轻气盛呀，没有卖后悔药的，我没有把业务搞得很好。值得欣慰的是在所有当时能带高三、一直带高三的人中，我是最年轻的。周老师让人带话给我，想不想去他任校长的学校？他当时马上进教育局，那个学校要好得多，想了又想，没去。解释是：万一带不好，丢老师的脸。 今年暑假，在老师退休十年、我作为东南飞的小麻雀飞离故土十一年后，回到久违的故乡度假。早起买菜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由于没戴眼镜，四处打量一圈后，省得麻烦。就高喊道：是不是周老师？周老师见到我大感意外，菜也不买了，与我聊了起来。 后来，不巧的是，当我登门拜访的时候，老师去会同学了。哎，我去老师家从来不事先打招呼，想起就去，敲门就进。夫人一直埋怨：不打招呼不礼貌。这一次又被狠狠的数落了一次。师母陪着我一家聊了一个多小时。老师师母身体都非常健康。这就是福。 教师节的时候，我给老师家乡的手机、广州的手机都发了祝福的短信：恩师节日快乐。没成想，老师一会儿之后打来电话对当日不在家不能与我聊天之事表示歉意。我边听电话边流泪。答应老师，春节回去看望他老人家。 好久以前，有一个韩姓的自由撰稿人就为师的道理对后人说过，你要想当好老师，首先要学会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其次才是好好上课。只能解答问题，那就只好被排在第三流了。没办法。 周老师的为人之道，影响了我的教学生涯，虽然懒散的我做得很不够。 有句广告说，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希洛娃（音）；而每当我想到周老师，我也尝试着虽不能做到每日但尽量多省吾身。 师恩无限，不是文字可表达的。

国庆

升第一面国旗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全世界都瞩目于此。 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庄严而隆重地举行。毛泽东强 劲有力的湖南口音神圣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 本日成立了！” 此前，军委三局（我军通信机构）的通信兵们为这一天的到来， 进行了通信保障每个细节的周到准备。毛泽东雄伟苍劲的声音通过无 线电波传遍整个世界！这声音宣告一个旧社会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 来临。 接着，大典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一位站在毛主席身后的名叫苏冶的通信兵，和所有人一样为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激动，但他多了一份别人没有的紧张和压力。他 的手也因这种激动和紧张而渗出了热汗，因为毛主席将在世界人民面 前使用他和一个战友的一项技术发明：用电钮升国旗。苏冶听到大典 秘书长宣布的议程，立即上前一步，将一个遥控电钮递在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神采奕奕，表情庄重地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上所有人的翘 首以待中，遥控电钮顺利启动旗杆下的马达，自动将一面长460公分、 高338公分的五星红旗徐徐升向明净的天空。 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广场喇叭里响起了雄壮激扬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无线电波首次把国歌送遍五湖四海，送上九霄云外， 送入每一个翻身作主、激动不已的中国人民心中。 此时，苏冶注意到毛主席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一代伟人已情不自 禁。突然，毛主席发出一声赞叹：“升得好哇！”此话通过扩音器回 荡在广场。霎时，广场上一片欢腾，群情振奋。苏冶理解主席的话有 两层意思，一是感慨中华民族终于升起了自己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二 是褒奖通信兵设计的遥控升旗十分先进。心潮澎湃的苏冶已泪湿眼帘。 国歌 一个有国籍的人，对本国的国歌一定不会陌生。在一些特定的场 合，听到国歌就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力量的涌动，精神的昂发和情感 的倾泻。 但你会一字不差地唱完国歌吗？我说，我不会，你也未必就会， 如果不是经历一次不应有的尴尬，我不会想到关于国歌的话题。 前不久，我为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送行。朋友一家三口均系 澳大利亚籍华人，7年前朋友留学澳洲，随后妻儿举家同迁墨尔本。朋 友出国之初，他儿子仅仅降生3个月，在不到一岁、还不会说话时就已 随母亲赴国外陪读。这次朋友带七岁的儿子第一次回国探亲，却能操 一口流利的汉语，自然是其父母的刻意传授。朋友说，为了母语不至 于在儿子身上失传，他们对外说英语，家里一概说汉语，而他孩子的 中文名字，就叫小华。 小华和我玩了一会儿游戏之后，突然提出要和我一道唱歌。我问 唱什么歌，他不假思索地说：“唱国歌。” 我说：“你们澳大利亚的国歌我不会唱，中国的国歌你又不会唱， 怎么办好？” 他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说：“我说的就是唱中国的国歌，国 歌是我唱得最好的一首歌。” 我颇感意外和怀疑，一个在还不会说话时就出国在外的孩子，能 唱这支融中华民族之魂、民族之气、民族之神的大歌？然而，随着童 声的响起，我不得不信。“叔叔，我们一起唱。”在小华的邀请下， 我们开始了二人小合唱。我小声地唱了三句之后，嘴里竟冒不出原本 十分熟悉的词儿来，不得不合着节拍转为哼唱那雄劲、激扬的旋律。 小华不断地将我的军：“叔叔，唱词儿，唱词儿呀！”他从头到尾唱 完了国歌，而我在旋律中偶尔掺加两句还没忘尽的歌词，却也不是错 了，就是混了。 我羞愧难当。 我惊异小华能把国歌唱得如此熟练而且情绪饱满。我从朋友口中 得知，在别的孩子学儿歌的时候，小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小华在澳洲上幼儿园后，有一次，幼儿园要举行 歌唱比赛，规定曲目是3首澳大利亚儿童歌曲。小华喜欢唱歌，嗓子有 歌唱家的雏形，如唱规定的曲目获奖希望极大。但小华在父母的支持 下却一再要求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幼儿园的阿姨既惊讶又惋 惜，说唱中国国歌大家听不懂，是获不了奖的。而小华非常坚决： “不获奖也要唱！”比赛之前，父母帮他做了认真的排练。比赛那天 父母都去了，不仅仅是去听儿子唱一首歌，而是去听儿子在异国他乡 的舞台上唱祖国的国歌。小华颇“奶油”的稚声中注入了几分刚劲， 几分明快，几分激昂，把国歌唱得既孩子气甚浓，又大人味十足。小 华尽管没有获奖，但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就连那位说唱中国国歌 听不懂的阿姨也一边鼓掌，一边大声地说：“中国男孩，OK！”我相 信，这位阿姨虽没听懂，却看懂了，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娃，从血液 到肌骨不都是“中国造”吗？“中国品牌”的人种，国歌就写在他的 脸上，刻在他的心里，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 服装的革命 50年来，中国人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是服装。 把服装的变化称作“革命”并非小题大作。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 人，大概都没有忘记，中国公民穿衣服，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50年代风行列宁装和“苏联大花布”，那是我们谦虚而虔诚地向 “老大哥”学习的标志，“老大哥”也太不仗义了，“苏联大花布” 1尺缩2寸，吃过亏上过当的老一辈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吃了人家 的亏，还硬是不敢叫苦，我们的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我们的国力实 在是太脆弱了。 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一出，黄军装开始在社 会上走俏。尤其是年轻人，以穿“黄”为荣，托亲告友，弄不到军装 也要弄顶军帽戴戴。我的家乡有一位农村姑娘，订亲时非要婆家给买 一套林彪穿的那种黄呢子军装不可，她是从年画（照片）上看到的。 老公公四下里打听，哪里也买不到，最后来到武汉，见到卖衣服的店 就钻进去问，卖不卖林副主席穿的那种黄呢子衣服？营业员都笑他。 他的行动引起了民兵小分队的注意，遂把他抓起来盘查，幸亏他是三 代贫农两代要饭，才没惹出大的麻烦。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 时候，社会上男女竞穿工作服。男不男，女不女，老少不分。 一个民族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还会有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吗？ 其实，中国人穿衣服捉襟见肘，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太穷了。文革 期间，布票和粮票就等于是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中国与日本恢复邦 交正常化以后，从日本进口了大批化肥，那种化肥袋是尼龙布的，上 面印着“日本尿素”的字样。精于俭约的农村人发现日本化肥袋可以 做衣服，又便宜，又结实，正合贫困者的消费胃口。怎奈求大于供， 一般人很难弄到。于是，农村传开来一首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 八毛钱买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现在回味这首民谣，你是可笑呢？还是心酸呢？ 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百姓，能弄到一条“进口”“尿素服”，可 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呢！ 贫困决定了中国人穿衣只能满足于遮羞，御寒尚未尽人意，哪还 谈得上美化？真正可悲的是，我们曾一度以此为荣。 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被现代文明冲击得稀哩 哗啦，首当其冲的便是服装。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灰、蓝、黑及“军用 黄”形成的色彩定势乱了阵脚；中山服、干部服、中式便衣溃不成军， 西装、茄克衫、牛仔服、运动衫、旗袍、T恤衫、太子裤、休闲服…… 和平共处，各领风骚。 说来有点滑稽，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最先参与“服装革命”的， 不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社会名流，而是那些无业、待业或不务正业 的毛头小伙和黄毛丫头们，他们大胆地把牛仔服、喇叭裤引入我们的 视线……80年代初我在中学当老师，我一看见班上十几个穿喇叭裤的 男女同学，气就不打一处来。忍无可忍之际，我亮出了“红牌”，把 “喇叭裤”全部赶出教室，勒令他们：不换装就禁止入校。当时，在 社会上，牛仔服、喇叭裤成了痞子的“身份证”，整个民族都不能接 受他们。然而，十几年后，我也穿上了牛仔服，感觉挺不错，味道好 极了。 告别清一色的服装，首先要告别清一色的思维。穿衣的变化，实 质上是中国人生活观念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最生动体现，这难道 不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吗？ 服装革命最先从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城市兴起，因为，改革开放 最先给那儿的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提升了他们的精神欲求， 在满足温饱之后，他们开始追赶世界服装潮流。一个时期内，南国俊 男靓女的服饰成了中国青年竞相仿效的时尚。站在服装潮头的是少男 少女，最缤纷灿烂的是女人和儿童。年轻人穿衣不仅注意季节的变化， 而且充分展示个性，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全凭个人兴趣。中老年人也 不再满意那呆板的款式和单调的花色，买衣服挑挑拣拣，刺激得一些 服装厂家变着法子适应他们。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越老越俏”。 思想上的解放，经济上的改善，犹如两个轮子，推动社会向文明 和现代化挺进。从特定意义上说，服装新潮与否，是一个地区开放水 准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人爱美，无疑是社会的最大进步，中国人摆脱 了“左”的思想禁锢，走出贫穷的阴影，一天比一天鲜活起来，服装 色彩越丰富，社会越美好，服装款式越多样，社会越文明。再过50年， 正是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之日，你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就会 明白，我们的民族进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 日到来。 国庆 做学生的，每年的国庆总有一篇硬性作文，两天的假期玩得很辛 苦，也玩得很痛快，可玩过之后，面对那一篇《国庆有感》、《在红 旗下长大》、《祖国万岁》……等命题作文，头就大了。这样的作文 题，从小学写到初中，从初中写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不仅内容大同 小异，千篇一律，而且，我敢说，大部分同学编的都是假话。我喜欢 文学，我的小笔记上有一大堆歌唱祖国的美丽辞藻和祖国明天的大段 大段的抒情性描写名句，我的每篇国庆作文中总有许多鲜花彩带、无 数的气球白鸽，而我总是骑在白鸽上翱翔四方，领略祖国的壮丽山河， 发出声声的赞叹，所以我编写的作文总是受到老师的好评。 唯有一年我的国庆作文无法成篇。那就是1997的那一年。1984年 的十月是建国35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国庆，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检阅了国庆大游行，站在缓缓行驶的敞 篷吉普车上，接受三军将士的致敬，北大学生高举的横幅“小平您好！” 格外显目。这时我才发现，直呼其名，比“书记”、“首长”，更亲 切深情。这一幕是如此深刻，以至1997年那个举国同哀的日子里，我 泪眼看不清他的遗容，脑海里闪现的是他当年的身影，耳畔萦绕的是 一声声“小平您好！”的声音。几个月后，又到了写“国庆有感”的 时候，这一年，我还真的有好多话要说，很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小 平同志的怀念，问一声“小平，您还好吗？”我好激动，我决心一改 用漂亮的语言写假话的“国庆作文”史，写写我内心真实的感觉、体 会，然而我写不出，说实话比编假话要艰难得多。 在一年又一年的欢庆声中，我悄悄长大了，从课桌走上讲台，当 上了中学语文老师。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我就帮助孩子们实现了我 自己当学生时的梦想，不硬性布置国庆命题作文，写什么也由他们自 己决定。我只告诉他们，写作文不要假大空，不要说大人话，不要重 复大人的感情。而我所要做的，是教会他们怎么去爱自己的祖国，怎 样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爱心。于是在国庆前夕，我让学生们带上扫把 铁锹，到公园里、大路边，到最肮脏的地方去打扫卫生，让清洁工人 放上一天假。这是一次很平常的班级活动，但平常的活动，帮助孩子 们了解了清洁工人劳动的意义，沟通了他们和清洁工人之间的感情。 国庆过后，班上的学生主动交来了作文，我问：“我没有布置国庆作 文，你们怎么都写了呢？”学生说：“我们有话想说，就写了，不写 出来，憋着难受。”他们的作文，有的深刻些，有的平淡些，有的善 于表达，有的还不能很好地表达，但流露出来的对人与人的爱，以及 对祖国的爱，感情是真实的。 共和国的五十周年大庆来到了，我的老师向我征文，于是我又当 一回学生，写了这篇“国庆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