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汉语拼音

山西省寿阳县东关学校二（2）班：刘锐指导老师：李梅

我今年10岁了，上小学二年级。五岁时在幼儿园学前班我就开始认识汉语拼音了，课本上每个拼音字母旁边都有张漂亮的图画，它们和拼音字母长的像极了！可那时我不知道老师让我们学这些字母有什么用。为了做个好学生，我认真的学习。很快，我就认识了汉语拼音

后来，我上了一年级，又开始学汉语拼音了。哈哈！我早已学会了！可是这次老师不光要求我们会念，还要求我们会写。刚开始我把字母写的歪歪扭扭的，p和q还总是搞反。我就每天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会念会写汉语拼音了，也慢慢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可我还不知道学拼音有什么用.

上了二年级，我们开始学汉语拼音查字法。我这才明白，汉语拼音原来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对汉语拼音的兴趣更大了。从此我再也不怕遇到不认识的字了。每当我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解决它，就这样我又认识了许多生字，看课外书已经没有问题了，也明白故事的意思了，看来汉语拼音的作用真的很大。

爸爸为了让我了解更多的知识，给我买了台电脑，还装上了宽带，能上网了，这下可把我美坏了！我缠着爸爸给我找游戏玩。前几天我每天晚上都玩儿小游戏，慢慢地我就觉得没意思了。我又开始缠着爸爸教我上网。爸爸认真的教我使用百度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很快就学会了。当我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我就在百度百科上用拼音输入法输上字，一点“进入词条”就可以找到我要的东西啦，我告诉爸爸，看来汉语拼音的用处真是挺大的。爸爸说“以后你就会知道越来越离不开汉语拼音了。”很快，我自己就能用拼音输入法在百度上找我喜欢的哆啦a梦、虹猫蓝兔七侠传这些动画片了。

汉语拼音用处很大，快来学习吧！

我与汉语拼音

在学习生活中，我有一位好朋友，好帮手，它就是汉语拼音．

以前，汉语拼音与我是有过数次相逢的路人，没有对它深入的了解，因此，它在我的学习生活中差不多成为了多余的部分，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一次，我到表哥家去坐客，表哥便拿了一本幼儿版的《水浒传》来给我，由于那本书全是插图，图又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更是精彩，所以，我爱不释手，很想拿回家慢慢欣赏。于是，我便对表哥说：“表哥呀，这本《水‘许’传》真是好看，可以借我吗？”表哥一听，大笑起来，接着，其它人也笑了起来，只有我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笑，便追问道：“你刚才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水‘许’传》呀。”我刚说完，就又是一阵大笑。“这就对了”表哥止住笑，说：“这本书明明是《水浒传》，怎么在你口中变成了《水‘许’传》了呢？”“不对！不对！就是《水‘许’传》吗！”我不信表哥的话，说到。

表哥指着我说：“你呀你，平时不好好用功读书，连书上有拼音的字你也读错，真是太不应该，你看，书上的那个字是‘hǔ’呀！”“啊！”我一听，叫了一声，说：“怎么会这样。”便无力地躺在地上。

岁月匆匆，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年与拼音素不相识的我了，我与汉语拼音已成为了好朋友，并深刻地认识到汉语拼音那使人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准确的认字，辨字，写好字的好处了，我相信，它会伴随在我生活中的每一天，不断地帮助我，鼓励我的。

我和拼音

在我小时候，让我尝到酸甜苦辣的事情就是——学拼音。酸。我上小学的前一个月，妈妈借来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书，手把手地教我学拼音。在妈妈教我认拼音之前，我心想：不就是认几个拼音吗，有什么难的。于是，我开始信心十足地听妈妈耐心地给我讲。可没过多久，就觉得越往后越难，面对着这么多的拼音，我开始有点退缩，过了好久，妈妈终于讲完了，可我还是没听懂，这时，妈妈突然问我：“你会了吗？”我怕我摇头妈妈会生气，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真酸啊。 辣。第二天，妈妈突然说要对我做个拼音基础的小测试，我紧张起来。开始测试了，只见妈妈拿出一堆卡片，抽出一张“y-a-ya”的卡片，叫我读，可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猜到：“念wa?”妈妈一听，心里十分气愤，尽力压住心里的火气，出了下一道题：“请你在卡片中找出‘b-a-ba’的卡片。”我惊慌了，哆哆嗦嗦地拿起一张“d-a-da”的卡片出来，这时，妈妈再也忍不住了，大发雷霆：“就这几个拼音也记不住，昨天才教了的，今天你不许出去玩了！”顿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真辣啊。 苦。下午，因为早上的测试没过关，下午只能在家了，正在我无聊的时候，妈妈从外面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我兴奋地从妈妈手里夺过书，结果仔细一看，是《拼音乐园》，专门学拼音的，我立刻失望了，妈妈说：“只要你把这本书读完，并做完练习，就可以出去玩了。”霎时，我似乎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于是我赶紧去写，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最后终于写完了，可都已经十点了，哎，真苦啊。甜。今天开学了！我早早地起了床开始复习拼音，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拼音都记住了，妈妈看见我这样认真，就对我说：“我的孩子学习真用功啊。”吃过早餐，我到了学校，老师开始教我们拼音，因为妈妈暑假给我预习了拼音，所以我上课一点儿都不费劲儿，还经常被老师表扬，被同学赞赏，真甜啊。学拼音真是既困难又有乐趣呀，我爱拼音。

汉语拼音50年

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

我和拼音

在我小时候，让我尝到酸甜苦辣的事情就是——学拼音。

酸。我上小学的前一个月，妈妈借来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书，手把手地教我学拼音。在妈妈教我认拼音之前，我心想：不就是认几个拼音吗，有什么难的。于是，我开始信心十足地听妈妈耐心地给我讲。可没过多久，就觉得越往后越难，面对着这么多的拼音，我开始有点退缩，过了好久，妈妈终于讲完了，可我还是没听懂，这时，妈妈突然问我：“你会了吗？”我怕我摇头妈妈会生气，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真酸啊。

辣。第二天，妈妈突然说要对我做个拼音基础的小测试，我紧张起来。开始测试了，只见妈妈拿出一堆卡片，抽出一张“y-a-ya”的卡片，叫我读，可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猜到：“念wa?”妈妈一听，心里十分气愤，尽力压住心里的火气，出了下一道题：“请你在卡片中找出‘b-a-ba’的卡片。”我惊慌了，哆哆嗦嗦地拿起一张“d-a-da”的卡片出来，这时，妈妈再也忍不住了，大发雷霆：“就这几个拼音也记不住，昨天才教了的，今天你不许出去玩了！”顿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真辣啊。

苦。下午，因为早上的测试没过关，下午只能在家了，正在我无聊的时候，妈妈从外面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我兴奋地从妈妈手里夺过书，结果仔细一看，是《拼音乐园》，专门学拼音的，我立刻失望了，妈妈说：“只要你把这本书读完，并做完练习，就可以出去玩了。”霎时，我似乎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于是我赶紧去写，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最后终于写完了，可都已经十点了，哎，真苦啊。

甜。今天开学了！我早早地起了床开始复习拼音，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拼音都记住了，妈妈看见我这样认真，就对我说：“我的孩子学习真用功啊。”吃过早餐，我到了学校，老师开始教我们拼音，因为妈妈暑假给我预习了拼音，所以我上课一点儿都不费劲儿，还经常被老师表扬，被同学赞赏，真甜啊。

学拼音真是既困难又有乐趣呀，我爱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