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时，被人们唾弃，待他死了，却倍受追捧；有的人死了，被人们唾弃，而他活着时，却倍受追捧。

这两者看似没有什么区别，可仔细一想，却截然不同。这，也是我一直都不明白的，也是在看了《名人传》后更加糊涂的……

凡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忧郁，结果在枪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谁又知道今天他的一副画，价值连城，而凡高，这已故的可怜虫，能感受到吗？

托尔斯泰，被称为“反教徒”，他向往的家庭，只是一块坚冰，无法消融，结果，他在忧伤中死去。可谁又知道今天他是世界文坛上的泰斗，而托尔斯泰，这已故的忧伤鬼，能感受到吗？

曹雪芹，一个“遗腹子”，生在没落贵族家庭，然而他一生贫寒多病。尽管博学多才，却依旧摆脱不了贫困。他用心血完成的《红楼梦》不但不被认可，还被烧了后40回，结果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可谁又知道今天《红楼梦》不仅成了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还成立了“红学”等学派，深受读者的喜爱。而曹雪芹，这已故的糊涂蛋，能感受到吗？

而秦桧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恶臣，活着的时候享尽荣华，尽管死后被人们唾弃，而他们，又能感受到吗？

请假时有种说法：“白事准，红事不准。”可我们为何不在他活着时对他好点，反而要等死了，花都谢了，菜也凉了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他已经不在了。再去哭，再去忏悔，而死去的人，他听不到，感受不到，只是静躺在那儿的一个使人流泪的物件罢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情感了。

活着的时候对他好点吧！待其死了，那便毫无意义了……

过度医疗“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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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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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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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亲人多留在世上一天；而作为儿媳却觉得这样做并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曝出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并不轻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的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措施，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环绕下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四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

活着

每到过年的时候，“老家”这个词便牵动着所有游子的心弦。魂不守舍地，只是因为那方许久没有踏上足印的土地。

长时间的颠簸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又醒。使劲晃晃脑袋总算清醒过来。周围是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还有陌生的口音。这才意识到，老家对我来说那么遥远，既是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穿透时空的阻隔，可以抹去鸿雁代寄书信的遗憾，但是对于一个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看的孩子来说，找到，并且踏上乡土的心情还是不安和羞怯的。

几小时前，爸爸给奶奶买纸钱的时候，我发现他苍老了很多，染了又染了白发还是倔强地没出。爸眯着眼抽了根烟随即掩盖了憔悴的面容。我总会不知所措，当意识到自己 的成长是用那么多人的衰老换来的。

今年的大旱让南方北方许多地区都挂上了枯槁的土黄色。扬尘的土路两边，农田里，倔强地从黄土中钻出的麦苗显得顽强却固执。踩在田脊上，惶然的寻找衰颓的土冢。毕竟还是有印象的。循着不甚清楚的记忆，我还是找到了那几座枯草丛生的坟。

“妈，我们回来了。”爸从塑料带中抽出一叠黄纸，喃喃着（我不知道 爸的声音里是否有几丝颤抖）。点燃了的纸钱在空中打着旋儿，然后成了坟头上的落落游灰。坟上的干草也被火燎得冒起了烟。“妈，你孙女来看你了……”我从爸的手里接过以叠纸钱，点着后轻轻散在坟边。“你看那个，那个是你老爷爷的坟，那是爸爸的爷爷……"爸拍了拍最低矮的那座。

火苗在干燥的风中呼呼蔓延着那种声音久久不能从耳边赶走。

我努力地从爸脸上寻找那种情绪，可我找到的只是强装出来的欣喜。对于死亡，我并没有太多感知，或许上坟是我记忆里与死亡最接近的事了。"给你多烧些纸钱，在下面吃好喝好。”爸重复着这句话，我则沉默不语。现在，即使烧去再多纸钱，也无法也无法让死去的人，感受到爱了，人们是追求什么？是对死者的哀悼，还是对自己的安慰？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年复一年的祭奠里追求自己内心的安慰，那么人的生命，死者或生者，都悲哀至极。

踩在干旱的土地上，灰烬的余烟里透出绝望的气息。死亡终归是件可怕的事，若孤身一人，死了也便死了，了无牵挂。只怕死亡会牵带着勾起一连串痛苦，那种痛苦来自家人，来自朋友。

怪不得，人总贪生怕死。

在老家拜访了曾经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人。乡下天气干冷老人身子骨毕竟弱了，风寒缠身。颤巍巍的身影是八十多是春夏轮回着，打磨出来的。我在阴晦的砖房里打量着墙上的照片。一瞬间，我是那么惧怕时光的力量。“你看到照片上年轻人吗？”我问自己。拥有青春是一件如此美妙并且幸福的事情。

我在成长，而你们在衰老。人的生命发展是近乎残酷的历程。生命给予你的，是最美丽的年华，随后又从你身体中抽离出叫“青春”的因子，且毫不留情。人永远是被时光掌握的，像廉价的豚鼠跳不出不停旋转的笼子。至少对于人的肉体是这样的。

但这个世界的奇迹之处又在于精神的延续不断。灭亡后真心的祭奠，重新让灵魂复活。为死者祭奠的每个人都拥有逝者的那一片叫“记忆”的绿叶，随着岁月的沧海桑田，不改其颜色于光辉。这样自然的灵魂又悄无声息地活在了那么多人心里，人类或许又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生命了。

肉体活着，感知生活，精神活着，却可以延续生命。死了也是活着，糜烂的活着，既是死了。如果推理，人类关注的不应是生死，而应当是怎样生怎样死，又是什么生，什么死。

死亡从来都是严肃并且神秘的话题，如此多的人屡屡尝试死亡的滋味，怕是还不了解死亡的连锁反应。从酒精，药品，咖啡因，烟叶当中苟活的人，永远应当称为逝者；而因为爱的滋养，因为希望的支持而生存的人永远应该称为生者。

但人们终究渺小，在自然的气息里，如同一颗尘埃，反射出太阳淡淡的光辉……

活着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捆扰了人类许久，但至今也没有谁能弄明天，我想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白，但是它又很难很难。

一位成功人士在他成功后，他迷茫了，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于是他决定去寻找答案，他放弃了身边的一切，他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去问人们，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们的答案是五花八门的，有的说是“我要找许多前”“我想当皇帝”“我为了能当上某某高官而活着”……但是，他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于是他继续寻找着，在一次旅途中他遇见一位哲学家，于是他提出了他的问题，哲学家的回答使他头脑清醒了许多，“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要活着。”

是啊，谁敢确定活着的答案，因为它是不定性的，有的人活着是为了生活，有的人活着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有的人为了别人而活着，总之，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认识。

别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出自是的口，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能让人清醒意识到，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能让自己不死而活着，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不例外，我就曾梦想过，在我活着时挣很多钱，但后来我又一次的迷茫，难道就因为这个而活着吗？我不止一次的想过活着干什么，或许后人会有人知道吧。

我给自己活着的定义是为了自己活着，或许有人会说我很自私，但是我知道，只有我活着才能做我想做的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于我来说，一切的一切的前提，都只有我还活着才能完成。

？？？“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甘肃省酒泉市第二中学八年级（4）班马翔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汶川5.12，发生在资讯发达的当今，而后是世人感叹的海地，夺去了20万生灵，其中有几位中国的维和警察，记得那天看英雄的遗体回国，我哽咽着，流泪着远在地球那边的灾难，似乎那时才离我很近。灾难从来都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词，如今2012年俨然成为了灾难的代言人。记得电影中黄石公园的火山喷涌，美国局部地区的纷纷扬扬的大雪，还笑，一幕幕繁华变为废墟的画面，一张张由微笑变为恐慌的脸，倒塌的大楼，裂开的公路，刹那间，地球真就千疮百孔，绝望的心笼罩着每一个人不知所措。如果这些灾难就在身边，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5.12的中国让我哭泣，又让我感动的是全国人民面对灾难的万众一心记得全国哀悼日，鸣笛的时候我在马路上，我没有流泪，但我的心在抽缩。我告诉自己要永远记住这一刻，等到有一天它为谁而鸣？我们必须记住灾难带给我们的伤痛，记住的原因不光是让我们去感动，更该去让心里试着去面对。生活本来是美好的，但是不知何时起“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这句话流行开来时生活就变得仿佛是在挣扎！有人总觉得的自己前途一片渺茫，眼见周围同学，朋友一个个锦衣玉食，小楼小车，日子比自己过得不知道好上多少。于是内心的不平衡，对未来的的恐惧，对自己现在生活的惭愧使他不愿面对人生，偶然一听到末日轮，肯定心智不已。这种人，如果灾难来临，降临身上，一定是他们内心所致，他们只是缺少勇气，他们眼中所渴求的灾难实际是先洗刷现在所有的不平等，希望一个重新的开始，2012年他们不想看到面对死亡，他们比谁都恐惧，他们只想灾难来临带走一切还他们一个内心的平静，从头开始的机会。有时候，我想即使2012不会到来，但有一天世界总会毁灭。记不记得富士康十三跳？你说在死者眼中到底是他死了，还是这个世界毁灭了。不同于第一种人，这种人为生活尽心尽力，工作一丝不苟，无论周围人如何，他们依旧努力奋斗，但工作的环境和现实的压迫，他们看不到明天他们的眼睛被蒙上纱布，在微暗的光线摸索前行。他们不相信2012的存在，他们眼中每一天都堪比2012，面对死亡，他们从容淡定，听到末日论一笑而过。这种人如果灾难来临，不是忧心中恐惧而生，是这个国家无论给他们一份安宁的生活，残酷的压榨一点点吞噬他们对未来的信念，他们眼中，灾难没有来临，但这个世界死了。一个人，别让灾难在自己涂黑的未来来临！一个国家，别让在子自己残酷的制度中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