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一班作文令人欣喜的变化铁岭县李千户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年一班周旋小时候，常听大人告诉我说，世界不断在变，所有你周围的东西都不会保持原有的状态一辈子的，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太懂，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事物都会变，甚至变得让人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好像电影里的变脸一样。过了几年，我已经懂事了，似乎有一点了解，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就好像时间不停的流失一样，尽管发展有快有慢，但它们都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这就是发展的魔力，也是促进它们不断发展的动力。长大后，看见周围的来来往往的人和事，而环境也不断在变，我便完全懂得了，发展的重要性。不对，若要说铁岭的变化，恐怕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了。还是缩小范围，说说文化路这一条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路吧。听长辈告诉我，大概在二十几年前，那儿还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而多数是农田，十分的荒凉。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大抵也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的情形。我的爸爸从小就住在那一带，爸爸讲：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由于学校就在家附近，所以也就特别频繁的在那里走动，在那时候，那条路虽然比起原来要好上许多，但终究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条小小的弄堂罢了。刮风时灰尘飞舞，眼前一片雾茫茫的，而下雨时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里走一趟，就得洗一次鞋，因为地面上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泥。现在大概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化路也完全变了一个样，它像一个成长了的孩子，正在展现着它的魅力。虽然不能和市中心比较，但也是有模有样了，路边一家家商店开起来了，然后又一次一次的翻新，马路也变宽了，汽车在上面来来往往，一副四通八达的样子。这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文二路了，它代表着新世纪最显著的变化，代表着家乡正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前进。欣喜，在于变化。

如果我会克隆

铁岭县李千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年一班王芷婷

大家都说我们现在的小孩很幸福，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幸福。每天孤孤单单的，也没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小孩做伴。

如果我会克隆，我不会让自己孤独……

一早起来，克隆妹妹把我叫醒，两个人一边说着昨晚的美梦，一边快速地穿好衣服，刷牙洗脸，一起来到餐桌前比赛吃饭。欢乐的笑声一集咀嚼声汇在一起，让家里从沉闷的气氛中醒来，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

上学路上，我们谈论着新一天的计划，四只透露着喜悦的眼睛以来路人羡慕的眼光。我们偶尔停下脚步，鼻子凑到花前，顿时神清气爽，路边的小鸟在枝头歌唱，使乏味走路也安上了快乐的音符。

在学校里，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学习不仅变得不再枯燥无味，还成了我们快乐的天使，引路的海豚。

下课谈心时，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的心扉，让同伴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解决烦恼，熄灭怒火。

放学的钟声敲响时，我们会手牵手奔走教师。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采摘路边的小野花，为同伴编织了一顶小花帽。看着同伴戴上帽子的滑稽样，我们不禁放声大笑，笑声在空气中回荡，我们一天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当月亮穿上睡衣，戴上睡帽，星星也依偎道了月亮身边，我俩便钻进被子里，谈论着一天的故事，偶尔发出开心的笑声。

如果我会克隆，我会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如果我是校长李千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年一班郭玉莹如果我是校长，我就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同学，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缺点，鼓励并以予纠正。我还会请许多优秀的老师一起联手共创美好的明天。让每个同学都拥有一个广阔的天空。如果我是校长，我就建一个美丽的校园。校园里要有一幢高科技的教学楼，里面要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还要建一个宽大的草坪操场，一个像天堂般美丽的花园，一个体育设施具全的体育馆以及一些校园雕塑等。图书馆，教学楼以及体育馆的内部要连通，让学生出入更加方便些。在体育馆内，要有游泳池，篮球馆，乒乓球室，器材室等。在花园中，要用木头当支柱，周围有一排排枝藤，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小路。在花园中间，要有一个喷水池，喷水池的周围要用一条石子小道。让同学们感到神秘却又温馨。他们会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在这里读书，听音乐，在这里安静的度过每一个黄昏。如果我是校长，我会让老师减轻同学们的课外负担，利用课上时间吸收充足的知识，在课外去实践他们，而不仅限于只让那些知识展现在作业本上。这样他们可以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蓝天。如果我是校长，我会举办运动会，艺术节，卡拉OK大赛等活动，让同学们全面发展，变成素质型人才，多才多艺，德才兼备……如果我是校长，我会请很多幽默风趣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充满笑声，让同学们在欢乐中度过每一天。老师不仅是同学们的朋友，更是同学们在学校的亲人，他们要倾听学生的心声，更了解他们，发现每一个同学的闪光点。如果我是校长，我会尽量拜访同学的家长，主动了解他们，多给他们一些爱。学校是创造梦想的地方，不要因为学习的压力而替代人生中最珍贵的青春年少，如果我是校长，我会试着改变学校，让学校真正成为同学们梦开始的地方。如果我是一朵云

铁岭县李千户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年一班金京琪

我的生活自由、清闲、我的身体也是飘渺无形的，我没有活的限度---只要我不变成雨，散落人间。我可以追星星，拌月亮，挡住太阳红扑扑的脸。我每天都在玩耍、嬉戏，我已忘了自己到底活了多少年。我美丽漂亮，我可以霎时间随风变做另一种型态，我也可以拿夕阳的余辉做自己的面纱。我的同伴中有的为了拯救人类和自然而死去，而我认为这样非常可笑。

我爱到离地面很近的地方去玩。有一次，我正在散步，忽然觉得周身变热了，我向下一看：一个工厂里火苗四射，到处是尖叫声，还时不时有爆炸声。一对男女手拉手，向外逃跑，却被火焰围住了，男的把女的使劲推了出去，自己却被烈火烧的面目全非。我不禁觉得眼睛有些潮湿、不、我不能，我是不会为人类而死去的，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可是哭声喊声却使我接着往下看：一个孩子手向四处摸索，哭喊着“妈妈。你在哪？”“我在这，孩子！你快出去吧！”那个妈妈手使劲往外推着孩子，孩子出去了，而妈妈却------我的泪珠在眼睛里打转，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任泪水顺着面庞流了下来。我的生命如果能为她们带来生的希望而结束，我会感到非常满足。我终于看到了人间的美，在生死的关头，他们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此刻我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我感到生命已经快要终止了。但我不后悔。

如果我是一朵云，我会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献给人类！

祖国，你好

铁岭县李千九年一贯制学校六年一班袭文婧

祖国，你好，您养育了我们，养育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现在，请允许我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您的身躯致以最深切的问候：“祖国，你好”。

“你在玩什么？”我蹲下来，双眼平视着一个不知道拿着什么东西在玩的小男孩说道他放下那样东西，看看我，又把它拿起来，展开给我看，边给我看边说：“我没玩，我是在看在图。”我笑了，这是一张世界地图，他这么小，怎么看得懂？于是，我不免调侃他一番，把映有图案的一面对向他，问道：“你知道美国在哪儿吗？”“不知道。”他简单而干脆地回答。“印度呢？”我又问。“不知道。”他回答“那你知道什么国家呢？”我侧过头，笑着问。他答：

“中国！”

我有些惊愕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关心自己的祖国，我开始觉得有些惭愧了。“是谁告诉你的？”我收起地图，还给他，问道。“我爸爸，”小男孩骄傲地说，“我还知道，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在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所以外国人才叫我们‘唐人’的！”他的语气里透露出一丝自信，一份神气，但他的眼神很快便又暗淡下去，他说：“可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了，都怪清朝政府，都怪慈禧，那些老头、老太们不让外国的技术进来，还不思进取，所以我们中国才会这么落后的。”说完，他意嘤嘤地哭了起来。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抬起头，用一双含着泪水的眼睛望着我，问我：“中国会强大起来的，是不是？”我望着他的眼神，许久，对他说了一句：“祖国的未来，是掌握在你们和我们手中的，只有好好学习，学到更多的技术，才能建设好祖国。”他似懂非懂地望着我，低下头看着手中的地图，忽然挣开我的手，跑开了，正当我转身准备离开时，身后传来一句承诺：“我会好好学习的！”这句声音在山村里久久地回荡着，也荡进了我的心里。

我出生在一个乡村里，那时候，科技还不太发达，我住在一个小瓦房里，还有许多人家和我家住在一起。那时候，我家用着一个21寸的熊猫彩色电视机还有一个大吊扇，而现在，我家用的是两个液晶电视机，3个空调，而这仅是我其中一个家里的摆设中的一小部分。我有三个家，一个是三层的小楼，还有两个就是套房了。以前，家里用的是自行车，甚至是步行，而现在，出门怎么办？开车！以前，家里连一个电话都没有，而现在，手机联络吧！

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从前，回奶奶家时，路过那大片大片的农田，总看见叔叔伯伯们背朝天地在地里工作、干活，汗流浃背的。要找人，对田里一喊，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抬起头来，而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了，因为其他人都在忙着干活呢。而现在，去田里想找人就更容易了，那么大个地方，就一个机器。我想找那上面的人还不容易？在以前，放眼望去，每个人都是晒得黑黑的，还很容易就认错人呢！

回到家，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洋溢着生活带给他们的快乐和充实，不再像之前那般憔悴，蜡黄了，这就是科技带给农民们的好处吧！

在今天，中国已经可以算是科技，为发达的国家，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嫦娥一号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中国也因为一些人，而倍受世界的关注：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增加了粮食产量，解决了人多，而粮食少的问题：

邓稼先——两弹元勋，先后组织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学森——导弹之又，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一生历经坎坷，却从不向命运低头，勇敢地拼搏，钻研，为数学界多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硕果。

因为这些人，我国的科技水平蒸蒸日上，但我国科技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还不只是这些人，还有共产党。

自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引领全中国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创造小康社会，组织文化下乡的活动，向农民传授种菜的知识，避免农民走弯路，减少损失，真正的为人民的生活做到了任劳任怨。

祖国啊，你给了我们这个世界，也给了我们无限美好的未来。在这里，请允许我对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祖国，你好”。

完美是残酷的

完美是残酷的 [话题精选]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美神维纳斯的雕像残失双臂，许多艺术家想使她复原，但所有的方案都难尽其美。也就是说，如果维纳斯双臂健在，她就可能与其他女神雕像无异，甚至毫无特征。这不仅使人感叹：大自然给了你最出色的一样，就不肯再给你另一样；甚至为了完美，它不惜给你制造一个缺憾。 这种情形也经常印证在我们的人生、事业中。 请以"完美是残酷的"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要多度地分析问题，只要与话题相关即为符合题意。 2.文体不限，可以记叙经历、编述故事、抒发感情、发表议论、展开想象等。 3.题目自拟。 4.不少于800字。 [话题精析] 艺术作品要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面面俱到，一览无余，反而会降低欣赏者的兴趣。维纳斯雕像的遭遇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把人生也当成一种值得欣赏的艺术，那么空白、缺失也就无足为怪，只要它能把我们的痛苦、遗憾、悲恸、压抑等情感体验激发出来，对于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满足、一种启迪呢？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追求完美，就得有所放弃，有所牺牲。这个道理用来指导我们的人生、理想、学习、工作，都是很有好处的。这个题目，就是要对生活、人生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启发人们正确面对苦难、挫折和缺陷，以激励人生。 [佳作选萃] 关于"完美" 马路边有一棵斑驳的老树，树上有一半是枯枝。年复一年，它为人们撑起一把夏日的绿伞。老树下，寒风烈日里为"足下"服务的修鞋师傅，工具车旁立着一副拐杖；退休的老教师，每天站在斑马线边摇着小红旗，迎送着上学的孩子们；一个下岗女工，建起了家庭托老所，悉心照料着七八个孤独的老人……平平淡淡的生活，好像都有那么多缺憾，但他们乐观以编织着人生这道亮丽的风景，为"完美"作着注解。 完美有时裹在寒风里，有时悬在绝壁上；有时渗在汗水里，有时凝在鲜血里；有时藏在黑暗中，有时藏在残躯里，完美是一种崇高的境界，谁也不可能轻易得到它。 生活始终以其可能的残酷，雕塑着一个个"完美"的人生：它让张海迪坐在轮椅里不能站起，却给了她一双灵巧的手治愈了无数的病人；它让朱彦夫失去四肢和一只眼睛，却给他一颗不屈的灵魂挑战"极限人生"；它让《红楼梦》"红"遍世界，却让它的作者卖画度日，举家食粥；它让《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却让它的作者遭受酷刑；它夺去贝多芬的听觉，却在他的钢琴上演奏出精彩的生命华章；它让放射性元素透视居里夫人那俊美的脸庞，使她很快衰老，却让她把诺贝尔奖的桂冠两次戴起；它让迫害和疾病夺起马克思的两双儿女，让他浪迹天涯，却让他把"他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华山壁立千仞，如果按"山"的标准来评判，它不是一座完美的山。然而它的色斧神工的险峻之美展现无遗，并且因此而产生的那个可歌可泣的"劈山救母"的故事，形成了滋养着中华民族善良、刚强、爱心的历史长河。圆明圆断壁残垣，如果按"园"的标准来衡量，它不过是一片废墟。然而它饱受蹂躏的警世之美，震撼寰宇。历史同大自然一样，以它的千疮百孔来演绎着完美的历程--世界需要和平！ 一弯新月挂在西天，如一把亮闪闪的镰刀，收割着离人的愁、恋人的梦。月缺月圆，只因有了"团圆"的期盼，才生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祝愿。春夏秋冬，花开花谢，剪辑出一幕幕完美的人生喜剧。 努力地追求内涵的丰富、精神的健全吧，为了你能走向完美！有谁为维纳斯失去双臂而惋惜吗？没有。米洛斯的维纳斯永远是完美的人！ "完美"有代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泪罗江畔，这个长髯飘拂的孤独诗人在苦苦思索：罗马广场上火刑中的那位科学家口中高呼："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为了寻求真理、传播真理，虽遭受罕见的劫难而不悔，如凤凰涅 一般，使生命熠熠生辉，获得永恒。 "完?quot;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一种生命不止、追求不已的精神。它超脱于一般感官上的"舒适"之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美；蚕眉俏日，倩影如鸿，风情万种，美；美酒佳肴，笙歌漫舞，飘飘欲仙，美；伶牙俐齿，机智善辩，镁光闪闪，美；登高踏云，拥浪逐潮，心旷神怡，美。但是这些都不能算作完美。在此之上，进一步用知识充实自己，涵养高雅的气质；用清醒后的超脱，秣马厉兵，投入到工作状态；用脚踏实地的干劲，刻苦钻研，取得学业上的成功；用旺盛的精力，开阔的胸襟来笑对人生，拥抱生活……不懈地追求，才有希望击打出完美的理想火花。 如果一味沉迷于感官之美，不肯放弃，不肯作出牺牲，那就永远只能徘徊在山脚之下，艳羡人家那"凌绝顶"的无限风光。 你能忍受十年面壁的凄冷清苦吗？你敢挑战愚昧的偏见吗？你甘心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吗？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并付诸行动，你才能百炼成钢，终至完美。工作把鲁迅的血肉之躯减少到三十八点七公斤，他仍向邪恶势力作无畏的战斗，将身边的"匕首""投过去，掷在敌人身上"，给我们留下了七百万字的精神大餐。雷锋以其无比的坚韧和执着，在二十二个短暂的春秋里，奇迹般地完成了对完美人生的追求，为后人树起一座精神文明的丰碑。普通工人徐虎，几十年如一日"便民服务"，把一颗火热的爱心送进千家万户，给社会吹来一缕温馨的春风。 浮华的人生需要代价，那就是虚掷光阴，空耗生命，结果是繁华如烟云，一阵风过，便荡然无存。真正完美的人生，要用血和汗灌注光阴、浇铸生命，在他倒下去的同时，会有一支悲壮的歌为他送行！[1] [2] 下一页

《我的精神家园》

小说的艺术

我为什么要写作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疼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减熵现象，极为少见。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减熵。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势必要招致反对。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诗歌热、文化热，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并且告诫我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写小说？（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经商热，我该下海去经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前三种热发生时，我正在美国念书，丝毫没有受到感染。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熵过程这一点。

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过日子，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熵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吼声如雷，你得说这种选择是个熵增过程。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七八年考大学时，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涧煤矿最强壮的青年矿工，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这是从外行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从以上的叙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我父亲一生坎坷，他又最爱我们，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条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色的，生活在水下。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后来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国去留学。我哥哥也念完了硕士，也到美国去留学。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这种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国时，我父亲去世了。回想他让我们读理科的事，觉得和美国发生的事不是一个逻辑。这让我想起了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对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话来：“我小的时候，很有音乐天才。只可惜我父亲没钱给我买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这段话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这次对话发生在苏联的三十年代，说完了没多久，图元帅就一命呜呼了。那年头专毙元帅将军，不大毙小提琴手。“文化革命”里跳楼上吊的却是文人居多。我父亲在世时，一心一意地要给我们每人都弄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农医任一门，只有文科不在其内，这和美国发生的事不一样，但是结论还是同一个——我该去干点别的，不该写小说。

有关美国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中，而且永远是1000度的白热。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后以为那里有某种气氛会有助于人立志写作就错了。连我哥哥到了那里都后悔了，觉得不该学逻辑，应当学商科或者计算机。虽然他依旧无限仰慕罗素先生的为人，并且竭其心力证明了一项几十年未证出的逻辑定理，但是看到有钱人豪华的住房，也免不了唠叨几句他对妻儿的责任。

在美国有很强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挣钱，比方说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几百亩草坪，有的有几千亩草坪，所以仅就住房一项，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挣钱的动力。再比方说汽车，有无穷的档次和价格。你要是真有钱，可以考虑把肯尼迪遇刺时坐的汽车买来坐。还有人买下了苏联的战斗机，驾着飞上天。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对同伴说：我爸爸穷。我要是有孩子，现在也准在那里挣钱。而写书在那里也不是个挣钱的行当，不信你到美国书店里看看，各种各样的书涨了架子，和超级市场里陈列的卫生纸一样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积虑一页页写出的卫生纸，肯定不是好行当。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人的书没有上架，窝在他自己的家里。我没有孩子，也不准备要。作为中国人，我是个极少见的现象。但是人有一张脸，树有一张皮，别人都去挣钱，自己却在干可疑的勾当，脸面上也过不去。

在美国时，有一次和一位华人教授聊天，他说他的女儿很有出息，放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奖学金不要，自费去念一般大学的law school，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书香门第。其实这是舍小利而趋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问问律师挣多少钱，人类学家又挣多少钱。和我聊天的这位教授是个大学问家，特立独行之辈，一谈到了儿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独行了。

说完了美国、苏联，就该谈谈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写了八年小说，也出了几本书，但是大家没怎么看到。除此之外，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这时我总善意地想：写信的人准是在领导那里挨了骂，找我撒气。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还在减熵过程中。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减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己，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减熵过程中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美国，我遇上过支起摊来卖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书的家伙，我要和他说话，他先问我怕不怕联邦调查局——别的例子还很多。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会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假如你把熵增现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话。

当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我的师承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至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开，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我念过文科，也念过理科。在课堂上听老师提到艺术这个词，还是理科的老师次数更多：化学老师说，做实验有实验艺术；计算机老师说，编程序有编程艺术。老师们说，怎么做对是科学，怎么做好则是艺术；前者有判断真伪的法则，后者则没有；艺术的真谛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无缺。传授科学知识就是告诉你这些法则，而艺术的修养是无法传授的，只能够潜移默化。这些都是理科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比文科老师讲得好。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举个例子说，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一部《廊桥遗梦》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狂。相反，假如在某个国家里，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我想，法国最有资格算做这类国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国为之轰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刚去世不久的杜拉斯。这本书有四个中文译本，其中最好的当属王道乾先生的译本。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听了以后感觉有点泄气：这么写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多赚稿费，不是亏了吗？但我以为，我们一点都不亏。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给我们一个范本，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假如没有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译《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当年我在美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弥尔顿，就根本不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弥尔顿，是不配写英文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

古诗是讲平仄的，古文也有韵律，但现在写这种东西就是发疯；假如用白话来写，用哪种白话都是问题。张爱玲晚年执意要写苏白，她觉得苏白好听。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该怎么念。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过的一种最古怪的主意，是钱玄同出的，他建议大家写《儒林外史》那样的官话。幸亏没人听，否则会把大家都写成迂夫子的。这样一扯就扯远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

本文的主旨是怀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但却从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谈起。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做我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和教我数学的老师是不同的——前者给我的是一些潜移默化，后者则教给我一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前一种东西更难得到。除此之外，比之科学，艺术更能使人幸福，因为这些缘故，文学前辈也是我更爱的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学上所知道的一切。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闻，但我以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为了我知道的这些，我要感谢杜拉斯，感谢王道乾和穆旦——他们是我真正敬爱的人。

我的精神家园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到，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我对小说的看法

我自幼就喜欢读小说，并且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写小说，直到二十七八岁时，读到了图尼埃尔（Tournier，M．）的一篇小说，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之中，小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区别，就像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一样大。现代小说中的精品，再不是可以一目十行往下看的了。为了让读者同意我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杜拉斯（Duras，M．）《情人》的第一句是：“我已经老了。”无限沧桑尽在其中。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每句话的写法大体都是这样的，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在经典作家里，只有俄国的契诃夫（Chekhov，A．P．）偶尔有几笔写成这样，但远不是通篇都让人敬畏。必须承认，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叫做《少女与死》，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

因为这个发现，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有整整十年在干别的事，直到将近四十岁，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这时我发现，就是写过一些名篇的现代小说家，平常写的小说也是很一般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Durrenmatt，F．）写完了他的名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之后，坦白说，这个长中篇耗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而且说，今后他不准备再这样写下去了。此后他写了很多长篇，虽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粹。杜拉斯也说，《情人》经过反复的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照我看，她的其他小说都不如《情人》好。他们的话让人看了放心，说明现代小说家也不是一群超人。他们有些惊世骇俗的名篇，但是既不多，也不长。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现代小说中几个中篇，如《情人》之类，比之经典作家的鸿篇巨制毫不逊色。爱好古典文学的人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没打算说服他们。但我还是要说，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如果没有现代小说，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

我认为，现代小说的成就建筑在不多几个名篇上，虽?*** 饧钙?∷岛苣哑郎吓当炊?难Ы保??执?∷狄帐醯亩シ寰驮谄渲小Ｎ业谋Ц阂彩且?谝涣狡?髌防锎锏秸飧鏊?健Ｎ乙蔡乇鹣不缎闯ぶ衅???蜃肿笥遥??热缥业摹段蠢词澜纭罚?褪钦饷闯ぁ！肚槿恕贰ⅰ斗ü俸退?墓糇邮帧返让??彩钦饷闯ぁ５比唬?庋?鲇卸?┬???印Ｔ谖倚垂?男∷道铮?痘平鹗贝?罚ā读?媳ā返谑??熘衅?∷到保┦俏易盥?獾模??腔姑淮锏轿蚁Ｍ?乃?迹??曰挂?绦??Α?

小说的艺术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3期《博览群书》杂志。——编者

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这是本谈小说艺术的书。书很长，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有些部分我没看懂（这本书里夹杂着五线谱，但我不识谱，家里更没有钢琴），但还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我对此书有种特别的不满，那就是作者丝毫没有提到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卡尔维诺、尤瑟娜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早在半世纪以前，茨威格就抱怨说，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假如他活到了现在，看到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这些怨言就没有了。昆德拉不提现代小说的这种成就，是因为同行嫉妒，还是艺术上见解不同，我就不得而知。当然，昆德拉提谁不提谁，完全是他的自由。但若我来写这本书，一定要把这件事写上。不管怎么说吧，我同意作者的意见，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昆德拉说，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除了懂得开心，还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但若连开心都不懂，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归根结底，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

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这就是说，我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沟通。我想象一般的读者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对文化生活有种泛泛的爱好。现在有种论点，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这或者是事实，但我对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读杂文，有时还写点杂文。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所以也只能适当克服，还不能完全克服。

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种论点，说现在杂文取代了小说，负起了社会道义的责任。假如真是如此，那倒是件好事，小说来负道义责任，那就如希腊人所说，鞍子扣到头上来了——但这是仅就文学内部而言。从整个社会而言，道义责任全扣在提笔为文的人身上还是不大对头。从另一方面来看，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很重要啊。

昆德拉的书也主要是说这个问题。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要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主要之点。昆德拉则说，看小说的人要想开心，能够欣赏虚构，并且能宽容虚构的东西——他说这是主要之点。我倒不存这种奢望。小说的艺术首先会形成在小说家的意愿之中，以后会不会遭人背叛，那是以后的事。首先要有这种东西，这才是最主要的。

昆德拉说，小说传统是欧洲的传统。但若说小说的艺术在中国从未受到重视，那也是不对的。在很多年前，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年轻的张爱玲初露头角，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马上写文章说，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仅就艺术而言，可算是一团糟，张爱玲确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而是傅雷的遗嘱。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做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笔者行文至此，就欲结束。但对小说的艺术只说了它不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还一字未提。假如读者想要明白的话，从昆德拉的书里也看不到，应该径直找两本好小说看看。看完了能明白则好，不能明白也就无法可想了，可以去试试别的东西；千万别听任何人讲理，越听越糊涂。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5期《出版广角》杂志。——编者

《黄金时代》这本书里，包括了五部中篇小说。其中《黄金时代》一篇，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地重写。现在重读当年的旧稿，几乎每句话都会使我汗颜，只有最后的定稿读起来感觉不同。这篇三万多字的小说里，当然还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看到了以后，丝毫也没有改动的冲动。这说明小说有这样一种写法，虽然困难，但还不是不可能。这种写法就叫做追求对作者自己来说的完美。我相信对每个作者来说，完美都是存在的，只是不能经常去追求它。据说迪伦马特写《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也写了很多年。写完以后说，今后再也不能这样写小说了。这说明他也这样写过。一个人不可能在每篇作品里做到完美，但是完美当然是最好的。

有一次，有个女孩子问我怎样写小说，并且说她正有要写小说的念头。我把写《黄金时代》的过程告诉了她。下次再见面，问她的小说写得怎样了，她说，听说小说这么难写，她已经把这个念头放下了。其实在这本书里，大多数章节不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写成的。但我主张，任何写小说的人都不妨试试这种写法。这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招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我小说里的人也总是在笑，从来就不哭，我以为这样比较有趣。喜欢我小说的人总说，从头笑到尾，觉得很有趣等等。这说明本人的作品有自己的读者群。当然，也有些作者以为哭比较使人感动。他们笔下的人物从来就不笑，总在哭。这也是一种写法。他们也有自己的读者群。有位朋友说，我的小说从来没让她感动过。她就是个爱哭的人，误读了我的小说，感到很失落。我这样说，是为了让读者不再因为误读我的小说感到失落。

现在严肃小说的读者少了，但读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在现代社会里，小说的地位和舞台剧一样，正在成为一种高雅艺术。小说会失去一些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读者，感到性压抑、寻找发泄渠道的读者，无所事事想要消磨时光的读者；剩下一些真正读小说的人。小说也会失去一些作者——有些人会去下海经商，或者搞影视剧本；最后只剩下一些真正写小说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朋友寄来一本书，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我正在看着。这本书是他的讲演稿，还没来得及讲，稿也没写完，人就死了。这些讲演稿分别冠以如下题目：轻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还有一篇“连贯”，没有动笔写；所以我整天在捉摸他到底会写些什么，什么叫做“连贯”。卡尔维诺指出，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文学会继续繁荣，而这六项文学遗产也会被发扬光大。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看了这本书，就更加喜欢他了。

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看过的人都喜欢。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我以为这本书是“轻逸”的典范。中年以后，他开始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这时期的作品我看过《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不见得人人都会喜欢。我也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的每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难道这不好吗？前不久有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对我说道：看来小说还能有新的写法——这种评价使我汗颜：我还没有探索无限，比卡尔维诺差得远。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想法有问题——假如他不是学文学的博士而是个一般读者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编辑先生邀我给名人茶座写个小稿，我竟扯到了卡尔维诺和文学遗产，这可不是茶座里的谈资。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可以在茶座里闲扯的事。我既不养猫，也不养狗，更没有汽车。别人弄猫弄狗的时候，我或则在鼓捣电脑，或则想点文学上的事——假如你想听听电脑，我可以说，现在在中关村花二百五十块钱可以买到八兆内存条，便宜死了……我想这更不是茶座里的谈资。可能我也会养猫养狗，再买辆汽车，给自己找点罪受——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汽车的价格很无耻。一辆韩国低档车卖三几十万，全世界都没听说过。至于猫啊狗啊，我觉得是食物一类。我吃掉过一只猫，五只狗，是二十多年前吃的。从爱猫爱狗者的角度看来，我是个“啃你饱”（Cannibal＝食人族）。所以，我也只能谈谈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这么个故事：马可•波罗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讲述他东来旅途中所见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种象征，而且全都清晰可见。看完那本书我做了一夜的梦，只见一座座城市就如奇形怪状的孔明灯浮在一片虚空之中。一般的文学读者会说，好了，城市我看到了，讲这座城里的故事吧——对卡尔维诺那个无所不能的头脑来说，讲个故事又有何难。但他一个故事都没讲，还在列举着新的城市，极尽确切之能事，一直到全书结束也没列举完。我大体上明白卡尔维诺想要做的事：对一个作者来说，他想要拥有一切文学素质——完备的轻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再加上连贯。等这些都有了以后，写出来的书肯定好看，可以满足一切文学读者。很不幸的是，这好像不大容易，但必须一试——这是为了保证读者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有书看。我想这题目也没人会感兴趣——但是没办法，我就知道这些。

毛泽东事迹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Ы惭У某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У取１纠匆咽切悴牛?让?蠖?笫?咚甑暮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①。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①。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①。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③。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９２二、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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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毛泽东致黎锦熙信，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５页。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45

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①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①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②。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１３二、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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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７页。

毛泽东１９１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１８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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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①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①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①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８３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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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ｍｏｌｋｔ）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①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①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②。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①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①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哭泣的母亲

地球——全人类共同的母亲，你为什么在默默地哭泣？

当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无情地碾过她那弱小的身躯时，你是否看到母亲在流泪？听到母亲的哭泣？作为她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尊重她、珍惜她呢？

你可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我们的地球母亲将会变成什么样？

人类以前的乱砍滥伐，已经造成了现在洪水、泥石流无情攻击人类家园的恶果。如果让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在将来的某一天，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将被无情的洪水冲垮。当人们突然被惊醒时，竟然发现自己已身陷水中--原来是被洪水包围了。人们挣扎着四处逃命，会游泳的人还能拼命寻找一线生机，不会游泳的人就只能和高楼大厦一起被洪水淹没……结果，土地的价格暴涨，一小块地（哪怕是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地方）也要上百万、上千万元。

因为人们乱丢垃圾，空气被一天天污染，最后，人们只有依靠新式的空气净化器呼吸，但因为数量有限，还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吸入过多的有毒气体而被死神带走，离开了美丽的家园。

因为噪音太大，人们每天听到的声音已经达到了100分贝以上……

以上情形现在虽然只是想象，但人类如果再继续破坏环境，总有一天，以上情形必将出现在人类眼前。

请不要让地球母亲再哭泣。和我一起来保护地球，建设我们的生态城市吧！从现在开始，请大家都多种植绿色植物，不要再乱砍滥伐，让光突突的山变得碧绿起来，让我们的城市各个角落都充满绿色；请大家不要随处乱丢垃圾，让我们的城市永远都有清新的空气……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母亲，为了不再让我们的母亲哭泣，我们不能继续破坏环境了。要知道，破坏环境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推向死亡之路。请不要让母亲再哭泣了！

风雨中，我的独白

风雨中，我的独白邮编：455000安阳市文明大道安阳市一中二年级四班卢宽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文弱的书生，在一张微弱灯光下的书桌上伏案执笔写作，写下《多余的话》，向这个世界留下自己最后的独白，他就是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有着建党宣誓之时的光辉瞬间；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着主持中共“八七会议”之时的荣耀满堂……但就是这样一个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整个中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一个人，偏偏因为一些“历史的误会”，被共产党抛弃，在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以后，被敌人的屠刀砍死。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本可以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以教学和字画，像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安全的、平淡的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我却没有这样，反而是阴差阳错的因为自己会几句俄文而步入了本就不属于自己的政途，开始了无趣的、跌宕的政治生涯。我在自己《多余的话》中，认为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不希望别人怎样恭维我，况且当时也不会；我也不因为自己被自己的同胞所抛弃而记恨他们……我却转过身来，反而用一把把精神的手术刀将自己的灵魂一块、一块的割开，去剖析自己，去评价自己，去批评自己，甚至我早已料到自己会因为这最后的几笔而影响到自己一生的荣誉与辉煌。我仍要这样做，因为名利对于我来说本身就是天空中的一片片浮云，可有可无，但一定要从最为客观的角度来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的、毫无保留的呈现出来，这样我才可以安心的、平静的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我在《多余的话》中这样写道：“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后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的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若不是当时中国懂俄文的人很少，我也不会去做一个政客，然而以我那样的文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瞿秋白”这个名字何尝不易，但是我没有，我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我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为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瞿秋白绝不会因为那“历史的误会”而被世人淡忘，反而，瞿秋白却会因他最后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剖析而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我想引用作家梁衡在《觅渡，觅渡，度何处？》一文中的一句话来结尾。“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秋白不朽。”

通天塔

古时候，天下人都说一种语言，人们在东进时路过一个叫示拿的地方，计划修建一座直达天庭的高塔，显示人们的团结与力量。耶和华知道后十分嫉恨，就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人们无法沟通，最后高塔因此没有建成。——《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天下万物，都有趋向统一的趋势，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法更改。语言也是如此。在被打乱了几千年后的现代，语言的学习已经成为了各个学校的主流学科。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们，仿佛已经摆脱了上帝之手的操纵，能够以互相都能听懂的语言，进行流利的对话。而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正越来越热门，甚至到2010年，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达到1亿人。这，不可谓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汉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能够带来有目共睹的好处。通过汉语的学习，更多的外国人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体会礼仪之邦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国际化的交流创造一个更为方便的平台。可是，且慢！为什么？为什么是汉语？为什么是已经有13亿人熟练掌握的汉语？固然，外国人学习汉语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但难道那1亿人中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吗？不，不是的。作为一门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势必会吸引一大批人盲目地来学习。那么，那些挣扎在消逝边缘的语言呢？从西域古老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到新西兰特有的毛利文，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然而，世界上研究这些艰深语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学教授。我们能够在每一所中国的大学中找到中文系，却不可能在每所大学里找到梵语系。这，其实是一种悲哀，是一种大文化对小文化无形的排挤。大量的教学资源都被汉语教学所吸收，人们无暇去顾及那些小语种。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苦学，精通了艰涩难懂的吐火罗文回国，却落入了无人可教的窘境。最后，只能依靠他一己之力，在文革期间翻译了《罗摩衍那》等一篇篇史诗巨著。我们在钦佩季老惊人毅力之时是否也应惋惜，堂堂清华，众多的天之骄子们竟无一人愿去学这样一门语言。堂堂数学天才高斯的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季老的恩师西克教授竟是在无人可教的情形下硬抓了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传授吐火罗文。人们宁愿去学习热门的英语，汉语，而不愿垂青那些濒临灭绝的语言。这一现象着实值得我们深思。耶和华并不是一位心胸狭隘的神袛，他打乱了人们的语言，带来的是各种文化的百花齐放，这比由单一语言产生的文明有着更多丰富多彩的特征，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由各种文明相互依托联系而建造的通天塔必会比由单一文化一枝独苗所建造出的通天塔更为稳固，扎实。因此，在这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中，无论是我们还是外国人都应冷静下来，谨慎地思考一下，如果能将这股热潮中的一小部分热量转移到其他不被重视的语言上，所能达到的效果比会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