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1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 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 379, 1998年0. 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 434以后逐年攀升， 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 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 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 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 32,1999年又上升到0. 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 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 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 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 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 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 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2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 (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 (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3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假如我是一县之长

假如我是一县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10年后的家乡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建设，假如那时我当上县长的话，就要实行我的施政方针，内容有三点：一是整顿交通，抓好治安；二是搞活经济，在商品领域严厉打假；三是绿化造林，美化环境。说起交通，我省在三省交界处，交通发达，但秩序太乱。拖拉机.三轮机动车载客，安全没保障不说，还污染环境。我上任后就不让拖拉机进社区，汽车进入人口稠密的市区严禁按喇叭，整顿交通秩序，抓好治安是我走马上任要抓的第一件大事。俗话说：“要想富，抓公路；想平安，抓安全。”发展经济要保障合法经营。近年来市场上刮起了“假冒风”，什么假“中华”.假“茅台”，甚至连钞票也有假的，假货上市，真货就没有立足之处。我上任后要干的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集中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三方面的力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树木是大地的“美容师”，空气的“净化器”，人类的好朋友，人们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树木，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三件事就是组织一个“爱护树木”的学会，开展宣传；再在各个交通要道上建立对乱砍树木行为检举站，规定年满14岁的人都要在植树节时种上3棵树。这就是我对自己担任一县之长的工作设想，但愿10年后我能用这伟大的三部曲来照福人民。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

常规作文B组选题（4——6年级）：命题创意作文：

选题一：如果我是XXX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

山西省晋城市实验小学五（3）班张钰坤

指导教师：成海梅

童年的时候，我有过很多美丽的梦想——如果我是一名英姿飒爽的飞行员，如果我一名奋勇拼搏的运动员，如果我是一名潜心钻研的科学家……

今天的我，已经是一名十一岁的五年级小学生，每天走在上下学的路上，看着与我日夜相伴的故乡，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长大后，我要当泽州县的县长！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我要先整顿交通；说起交通，我县四通八达，但秩序太乱。大街上，拖拉机横行、三轮车载客、摩托车四处穿行、公共汽车、私家车的鸣笛声不绝于耳，安全没保障不说，空气也受到了严重地污染。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所以我当上县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交通管理部门一起制定整顿方案——汽车进入人口稠密的市区严禁按喇叭、不让拖拉机、三轮车进市区、对摩托车实行限号行驶管理。相信有了这样一些有力地措施后，泽州县的父老乡亲们每天推开家门呼吸到的是最清新的空气，清晨迎接我们的是一缕最明净的阳光，行走在这个美丽的城市的每一个泽州人，都是安心惬意的。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我还要严厉打假；曾经听身边的叔叔阿姨讲，近年来市场上刮起了假冒之风，什么假名牌、假烟假酒、假钞票、甚至连药也有假的，总觉得这些事情与一个小学生没多大关系。前不久，妈妈帮我买了一卷修改带，没想到是假的，根本使不了，这次我才真正体会到假货的危害。是啊，假货鱼目混珠，那真货就没有立足之处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上任后要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集中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三方面的力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那些以次充好的假货撤出商场，人们只要掏出钱来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质量有保证的商品。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我还要绿化造林，美化环境。树木是大地的“美容师”，空气的“净化器”，人类的好朋友，人们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树木，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就是要在泽州县的每一条街道旁都种上行道树，让葱葱郁郁的绿色成为泽州人的保护神，让有着“煤炭之乡”的古城成为真正的宜居家园。当然，这也离不开每一个泽州人对家乡环境的保护与关爱。

您要是一名泽州人，同意让我担任这位一县之长吗？但愿到那时，我能得到您的支持，但愿到那时，家乡更美好！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

乌兰县第二完全小学六年级2班徐立聪

20年后的家乡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建设，假如那是我当上县长的话，就要实行我的施政方针，内容有三点：一是整顿交通，抓好治安;二是搞好经济，在商品领域严厉打假；三是绿化造林，美化环境。

说起交通，我县交通发达，但秩序太乱。拖拉机，三轮机动车载客，安全没保障不说，还污染环境。我上任后，就不让拖拉机进入市区，汽车进入人口周密市区严禁按喇叭，整顿交通秩序，抓好治安是我走马上任要抓的第一件大事。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抓公路；想平安，抓安全。发展经济要保障合法经营。今年来市场上刮起了“假冒风”，什么假“烟”假“酒”，甚至连钞票也有假的，假货上市真货就没有立足之处。我上任后要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集中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三方面的力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树木是大地的“美容师”，空气的“净化器”，人类的好朋友，人们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树木，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就是组织一个“爱护树木”的学会，开展宣传；再在各个交通要道上建立好乱砍树木行为的检举站，规定年满14岁的人都要在植树节时种3棵树。

这就是我对自己担任一县之长的工作设想，但愿20年后我使用这伟大的三部曲来造福县民。

假如我是一市之长

我的梦想，是当一市之长。假如我当了市长，我会使市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交通，我十分不满。假如我是市长，我会重整交通。像拖拉机、三轮机动车载客，安全没保障不说，还污染环境。我上任后，就不会让这种污染坏境的车辆进市里，我会把所有车都换成环保车。如果车进入人口稠密的地方严禁按喇叭。假如我是市长，我第二要抓的是搞活经济，严禁让打假的商品进入商场。近年来市场上刮起了“假冒风”，什么假“茅台”、假“中华”、假“止咳药”，甚至连假钞也上市了，一旦假货上市真货就无法在商场上立足了。我一定要集中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三方面一齐努力，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大地的“美容师”、空气的“净化剂”一直都是树木，而树木，恰好也是人类的支柱，如果人类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也得保护他们。假如我是市长，我会立刻组织一个“保护树木”的小组，展开行动对树木实行紧急措施。还要下达一条命令：让所有年满15岁的人都要在三个月内种3棵树。这就是我如果当市长后为人民做的事，希望如果10年后，甚至20年、30年后，可以美梦成真。

读《茶花女》有感

当我还在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拜读过《茶花女》这部名著了。当时我尚且年幼，只是机缘巧合拿到了这本书来消遣，对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理解得并不深刻。然而，今年我又读了一遍，我觉得，我似乎有了一些当时没有的感受。在说感受之前，不如先说说《茶花女》的作者吧，他可是算得上是大有来头——他是著名剧作家大仲马的私生子——小仲马。传奇、却不光彩的私生子的身份，使小仲马的人生与常人不同，也给小仲马的内心流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他作为当时巴黎淫靡之风的受害者，决心借文学创作来针砭这种风气。1848年，小仲马写出了他的成名作——《茶花女》。《茶花女》讲述了七月王朝时，一位红极一时的妓女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的悲惨遭遇。玛格丽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的生活十分奢侈，但是她并不贪图金钱、庸俗下流，而是位拥有善良心地与高尚情操的女子。然而非同寻常的身份，使她看似风光的生活总是笼罩着一丝忧伤。她本是一位贫困的乡间女子，在来到巴黎之后，凭着美丽的容貌成为巴黎的贵公子竞相追求的对象，成为了红极一时的“茶花女”。长期不规律的生活使她身患重病，然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她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本来她会将这种枯燥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然而……税务局长迪瓦尔先生的儿子阿尔芒·迪瓦尔是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他真挚的爱情就像是热烈燃烧着的火焰，照亮了玛格丽特的生活，他浑身上下充满着的生命力，也为玛格丽特带去了活力。玛格丽特与他相恋了。玛格丽特决心抛弃她在巴黎的百无聊赖的生活。经过努力，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在乡间有了一间房子。然而即使玛格丽特已经决定改变，但是她过去的所欠下的债务依然影响着她。为了生活，玛格丽特在公爵断了她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背着阿尔芒典当了自己的金银首饰、披巾和车马。她是那么的坚决地想要告别过去，但是幸福总是与她擦肩而过……阿尔芒的父亲得知了玛格丽特的事情，百般阻挠。于是，在阿尔芒父亲的劝说之下，玛格丽特违心地离开了阿尔芒。然而阿尔芒并不理解她，反而怨恨她，处处给她难堪，甚至找了另一个情妇，辱骂她。最终，她因为多方面的压迫、侮辱，凄凄凉凉地离开了人世——甚至在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再见到她心爱的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进入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高尚的精神境界。在她疲惫的躯壳里，是一颗渴望真诚爱情的心。她努力过、争取过，她试图自己主宰命运，却还是在黑暗的社会面前倒下了。茶花是一种很顽强的植物，就像小仲马笔下的玛格丽特一样，即使世俗给予了她无数悲惨的遭遇，她还是坚强的活着——只是最终她的身心还是难以承受了。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腐烂，我也了解了，就算身陷污泥，只要你有一颗善良、高尚的心，总有人会懂得去欣赏你，因为花总会散发出芳香。'

如果我是一县之长

10年后的家乡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建设，假如那时我当上县长的话，就要实行我的施政方针，内容有三点：一是整顿交通，抓好治安；二是搞活经济，在商品领域严厉打假；三是绿化造林，美化环境。说起交通，我县在三省交界处，交通发达，但秩序太乱。拖拉机、三轮机动车载客，安全没保障不说，还污染环境。我上任后，就不让拖拉机进市区，汽车进入人口稠密的市区严禁按喇叭，整顿交通秩序，抓好治安是我走马上任要抓的第一件大事。俗话说的好，“要想富，抓公路；想平安，抓安全”。发展经济要保障合法经营．近年来市场上刮起了“假冒风，，，什么假“中华，，，假“茅台”，甚至连钞票都有假的假货上市真货就没有立足之处．我上任后要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集中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三方面的力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树木是大地的“美容师”，空气的“净化器”人类的好朋友人们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树木，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就是组织一个“爱护树木”的学会，开展宣传；再在各个交通要道上建立对乱砍树木行为的检举站，规定年满14岁的人都要植树节时种上三棵树．这就是我对自己担任县长的工作设想，但愿10年后我能用这伟大的三部曲来造福人民。

标榜建筑

本不想多谈及这个县城，毕竟它也是我生长了十几年的故乡，坏话说多了本就显得无趣，何况有一群祖宗思想严重的爱家人士无时刻监视着我的举动。这次，姑且抛开所有的人性.道德等问题，就建筑方面，说说这个我祖辈们时常说好的家乡。

本县最具意义的建筑当推教育局，前些年教育局搬家，所有凡是被称之为教育家的搬得不亦乐乎，除了本体搬不动之外，其它都被“洗劫一空”。但千搬万搬，难免有搬漏的时候，“教育局”的牌匾却赫然醒目地挂在原处，这好比政府一大官下岗了，什么都可以不留，唯独官衔不可丢，所以我们常可以看见某某原教育局长担任社团顾问，比现任局长还吃香，这块牌匾似有当年诸葛亮摆空城计时那城门般的力量。往往我们可以见到外地人员来局参观，刚进去，发现一副狼狈模样，大都以为局子被贼给劫了，且劫得一毛不留，回去后便有感而发，拟文一篇呼吁警备事业的加强，免得重蹈覆辙，估计此刻所谓的贼是最郁闷的，因为咱再杀再抢也得抢你局长的家啊，抢你衙门做啥。

本县法院当称是这穷乡僻壤最为不穷的机构，因为我曾一度看到过在法院门口停放着十几辆崭新的汽车，我想啊“多好的五菱啊，就这么糟蹋了”除此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么多的汽车如此齐整地停放在法院门口，估计不是在各大领导的家里就是翻在各大领导越野旅游的路上了。法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不工作，这小地方一年出不了几个案子由到它法院审判的，所以该院的大门大多时候是关着的，偶见几个人出入，也不知是干什么，总过不了几分钟便离开。更有甚者，不到国庆节非要出面时一年也难得上法院一次的工作人员。夏天，偶见对面的变压器突然着火，火势正大时，便可见一穿拖鞋而来的记者为明日的新闻取材，见他左摆右摆，方知摄影机为开。为掩饰自己的尴尬，便持续那个动作拍上几分钟，而左手正在酝酿开机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新闻上只能看到一片残墟而不可看到一丝火苗的原因。往往在记者方开机时，法院边冲出一人，手持灭火器灭火，怎料灭火器凡出自法院都如那院长一样是个无所谓有无的废物，能喷出干粉却未见火苗熄灭。也难为了法院聚天下废物于一家。

论起门，估计最有竞争力的无非本县税务局，怎奈它门大，其实常年不开，且是以双重锁具扣紧。细看才知此门怎是一般人就能进的，大门应是留用迎接领导时打开，余时都走旁边的小门。无论如何，至少有一门可进。而工商局，却是连门都找不着。整楼似西欧鬼堡，难免倒塌，献身工商行业。至于县政府，更是如代隐士，我至今仍未见过这个最能代表我县政治的机构。想说的是：请各大县级领导把我县政府藏好，难免以后我若找到，估计会血溅县长办公室。

三国时蜀国实行军政分权，军由李严，政由孔明。而今日分权做得最好的无非为邮政局了，往往一个人要买报很方便，但要订报却不得不跑上好几里路。邮政厅小得可怜，很多时候我觉得那儿连一辆汽车也未必可以放下，但邮政大楼至少能放一架飞机，若叠着放至少有五架。我不知道，一个邮政局非要那么高那么大干吗？是要放遗体或是开追悼会么？

有趣的是，但凡本县所有机构建筑都附有小宿舍一座，周遭小饭馆几家，也正是这些小饭馆把我们的领导养得白白胖胖，拥有足够的能量和脂肪多说废话多做臭事。于是乎，所有季候都顿时成为一个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地方，且个个玩客工薪不少，这也成了他们抬头挺胸的资本。于是往往会听到有朋友说去计生委吃饭，去县政府吃饭。更有甚者说去武装库派出所吃饭的。因为沾了国家机构的光，个个吃得油光满面，肥头大耳，回头称赞几句诸如党政府好的话，好在哪里便从未听过。

另外，不得不表扬一下我县最杰出的建筑——南大菜市场。虽然拥挤，但显得很实用，且是真正献身于我过工商业发展，请继续保持。

和谐社会论文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1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 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 379, 1998年0. 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 434以后逐年攀升， 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 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 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 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 32,1999年又上升到0. 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 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 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 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 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 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 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2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 (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 (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3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假如我是一县之长

假如我是一县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10年后的家乡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建设，假如那时我当上县长的话，就要实行我的施政方针，内容有三点：一是整顿交通，抓好治安；二是搞活经济，在商品领域严厉打假；三是绿化造林，美化环境。说起交通，我省在三省交界处，交通发达，但秩序太乱。拖拉机.三轮机动车载客，安全没保障不说，还污染环境。我上任后就不让拖拉机进社区，汽车进入人口稠密的市区严禁按喇叭，整顿交通秩序，抓好治安是我走马上任要抓的第一件大事。俗话说：“要想富，抓公路；想平安，抓安全。”发展经济要保障合法经营。近年来市场上刮起了“假冒风”，什么假“中华”.假“茅台”，甚至连钞票也有假的，假货上市，真货就没有立足之处。我上任后要干的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集中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三方面的力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树木是大地的“美容师”，空气的“净化器”，人类的好朋友，人们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树木，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三件事就是组织一个“爱护树木”的学会，开展宣传；再在各个交通要道上建立对乱砍树木行为检举站，规定年满14岁的人都要在植树节时种上3棵树。这就是我对自己担任一县之长的工作设想，但愿10年后我能用这伟大的三部曲来照福人民。